在藥廠的五年中，工作之餘我常常練習寫作，習作主要是詩歌和快板。尤其是最後幾年，詩興大發，幾天就一首。一般寫的都是重大題材，如反帝反美的，歌頌古巴的，與世界人民友誼的。再有，就是歌唱我們藥廠的，有十幾首。比如，反映建廠時艱苦勞動的有《這裏本是稻田》和《打夯歌》；表現我們職工站立在比膝高的水中，手挽手地保護藥廠，避免因附近紅花渠決口而造成損失的《深更半夜廣播響》；還有歌頌工人忘我勞動和崇高品質的《給三個生產上的標兵》和《退休工人孔秀峰》等。這些習作沒有保存價值，所以提到它們，也隻是個人寫作道路的一個回顧，對自己青春歲月的緬懷而已。收錄在我的詩文選中不多的幾首，如《雨後的早晨》、《鑽天楊》、《銀川春景》這三首（見本書23—25頁）描繪了當時銀川南門外的景物，作為組詩，我給起了一個“素描”的名字，倒是比較恰當。現今的南門外，素描中有的景物已不複存在，建起了不少樓房。在藥廠，生活雖然貧苦，但我堅持上完了夜大學的中文課目，為以後進一步的學習打下基礎。
在藥廠的五年中，我結識了同廠的不少朋友。後來，這些朋友雖然在不同崗位工作也沒有斷了聯係，有幾位至今仍有往來。我們一起分來寧夏的同學自不待言，除了餘揚金回了無錫老家，我們四個保持著長久的友情；遺憾的是，分到區藥檢所的鄭茂林同學於1991年過早地去世，無緣見到今日寧夏經濟的騰飛。
寧夏大學的學習生活，令人懷念。1963年我入學的時候，寧夏大學剛成立一年。它由寧夏農學院、寧夏醫學院和寧夏師範學院合並而成。新校址在新市區的荒灘上（我們叫它“西沙窩”），周圍是一片荒漠，其間還有大大小小的沙丘。1960年秋，寧夏師範學院從城裏遷到“西沙窩”始，就一邊教學上課一邊治沙植樹，到我們那屆新生入學時治沙任務還沒有完成，課餘時我們參加過治沙和綠化校園的勞動。在班上牆報發表的《歌唱寧大》一詩（見本書32頁），就是我最初獻給寧大的一份薄禮。“文革”前，像我這樣二十五歲的大齡青年上大學的很少，我珍惜這次來之不易的機會，抓緊時間如饑似渴地學習自己早就喜愛的中文專業知識，不能落在班上弟弟妹妹的後頭。我同班上的同學親密相處，有幾位後來成了知己朋友，如範泰昌（已去世）、於洪福、張迎勝、喬俊峰、權振聲，何炳業等。在校期間，先後參加了中衛縣鎮羅公社和青銅峽縣邵崗公社的兩期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是我第一次下鄉的經曆（以前一直在城市生活）。我接觸了寧夏的農民，與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感受了他們的淳樸和辛勞。黃河流經寧夏川區，這裏溝渠縱橫，交織成網，土地秀麗豐饒，是魚米之鄉，素有“塞上江南”的美稱。可是，自從“大躍進”以來農民沒過上安生的日子。一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實行改革開放、聯產承包製以後，這裏的農民和全國的廣大農民一樣，才開始過上安寧的日子，走上幸福的道路。
如今，你漫步在寧大的校園，到處是花香鳥語，綠草如茵，樹木成蔭；一排排漂亮的樓房和寬敞平坦的操場，沿著偌大的湖麵走一圈約需半個小時；舊日的教學主樓早已被新的更氣派的高樓代替，留存的唯一一幢筒子樓——我們稱它“拐角樓”，曾經是年輕教師的宿舍，“文革”後恢複高考還住過新招收的部分新生，現在不再住人，修繕一新改作他用，成為寧大舊貌換新顏的曆史見證。
寧大畢業前後，我曾被借調到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的保衛部專案組工作。任務完成後，1972年9月分配到寧夏人民出版社工作，曾經擔任過校對、文藝編輯、文藝編輯室主任、總編室主任兼總編輯助理，一直到1998年8月退休。在寧夏這五十年中，我先後在兩個單位工作：一個是前麵提到的製藥廠，才待了短短五年；一個就是出版社，渡過了我大半生的歲月。人的一生真是不可逆料，如果藥廠不下馬，我可能一輩子從事製藥事業，隨著寧夏經濟的發展，藥廠也會逐漸發展壯大，成為現代化的企業，就像如今開發區的啟元藥業集團一樣；誰能料到我會改行投身於寧夏的出版事業，做了個“為人做嫁衣裳”的編輯，終年與文字打著交道。這樣，我就親曆了寧夏出版事業從小到大的發展過程，親眼看到：出版社最初沒有一間房，長期寄人籬下，後來有了自己的辦公樓（在公園街口），如今在50裏長街的北京路東段建起了十六層的巍峨高樓——出版大廈。出版社由開始僅出版毛主席著作、語錄和幹部學習用的材料以及其他通俗讀物等，逐漸發展成一家綜合性的出版社，今天擁有政治經濟、民族曆史，科技、文藝、美術攝影和綜合六個編輯室，教育、少兒兩個副牌社，《寧夏畫報》、《周末文彙》、《少年讀者》、《小腳丫》四個雜誌社，職工195人，發展成為一家年出書千餘種的名副其實的省級出版社。近年來寧夏人民出版社因為成績突出，榮獲國家人事部和新聞出版總署授予的“全國新聞出版係統先進集體”的稱號。現在全國出版社早已突破我在崗時300來家的數字，達到570家左右，真是強手如林，競爭激烈，能站住腳並取得發展和成績，實在不易，我作為一個退休老編輯為之感到驕傲。我是文藝編輯，長期與寧夏文藝界接觸；因此對寧夏文藝事業的發展曆程，感受尤深。拿文學創作來說，最初作者寥寥，不成氣候；“文革”後進入社會主義新時期才出現“兩張（張賢亮、張武）一戈（戈悟覺）”這樣的領軍人物，開始形成一支頗有生氣的文學隊伍；以後又陸續出現“寧夏三棵樹”（陳繼明、石舒清、金甌）和“西海固作家群”等新秀，更加發展壯大了這支隊伍，不斷創作出比較優秀的作品，引起全國文壇的注目，顯示了寧夏文學事業的初步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