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一部作品，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會有不盡相同或很不相同甚至截然不同的看法。拿《紅樓夢》來說，自它問世以來，就眾說紛紜，爭論不休。魯迅說：“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而作家呢，他為自己的創作意圖遭人誤會、曲解，往往感到不平、委屈。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其作品總會有人理解。今天，曹雪芹不是擁有越來越多的知音了嗎？
對張賢亮的短篇小說《靈與肉》，也因讀者的眼光不同，引起了爭鳴。大多數讀者看法比較一致，覺得這是一篇表現普通勞動者心靈美，洋溢著愛國主義深情的佳作，把它評為1980年優秀小說，理所當然。也有同誌持完全相反的看法，他們認為主人公許靈均的形象，不足為訓。有的說，作者歌頌的是一個“新時代的渾渾噩噩的人”；有的說，作者美化了一個“畸形的靈魂”。總之，《靈與肉》的“真實性有待於探討”，斷定“這是文學創作中的一種倒退現象”。
我認為這樣的分析和評價，脫離了作品的實際情況，無視了文學創作的特點和規律，無論對作者還是讀者，都是有害無益的。這樣的文章，恐怕才是文學批評中的“倒退現象”呢！
評論一部作品，首先應該從作品本身所反映的特定生活，選擇的特定題材出發，來分析它的成敗得失，決不能主觀臆斷，向作者提出這樣那樣的要求。否則，就會像魯迅所說，“批評家若不就事論事，而說些應當去如此如彼”，恰如吃菜的不談品味如何，而怪廚子“何以不去做裁縫或造房子”一樣。
《靈與肉》描寫的是一個出身於剝削家庭的青年知識分子二十年來的遭遇，以及他因禍為福，在長期的體力勞動過程中，在與普通勞動者（包括他妻子）同甘共苦的朝夕相處中，從靈魂到肉體的變化。作者通過對主人公痛苦遭遇的描寫，有力地批判了反動血統論，控訴了林彪、“四人幫”的倒行逆施，使我們重溫了那場50年代後期已露征兆、十年浩劫中愈演愈烈的民族災難。同時，作者還通過對主人公和周圍群眾美好心靈的揭示，譜寫了一曲呈獻給祖國和人民的熱情頌歌。
作者選擇的是“傷痕”題材，小說主人公是一個帶有精神創傷的普通知識分子。讀完作品後，我們就會欣喜地看到：作者別開生麵地處理了這樣的題材，使它顯出了“亮色”；作者還用他那支匠心獨運的筆，塑造了一個栩栩如生、腳踏實地的愛國知識分子，為當前小說創作的藝術畫廊增添了一個真實感人的愛國者的形象。作品形象地告訴我們，許靈均的個人命運，是同人民、同祖國的命運緊緊結合在一起的。他的坎坷道路，不幸遭遇，以至於某些扭曲的性格，無不深深地打下時代的印記，有著時代悲劇的投影。這個形象的典型意義就在於，他概括了我國相當部分的知識分子的精神麵貌和生活道路。這個在紅旗下長大，新中國培養出來的第一代知識分子，本應有美好的前途，本應在社會主義事業中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就因為出身不好，而被錯劃為右派，驅出革命隊伍，流放農場勞教。當他在夜晚的月光下，為尋找一個比較幹燥、溫暖的睡處，爬進馬槽時，他怎能不感到淒愴和委屈？此時此刻，完全象征性地指出了他孤獨的處境：“人們拋棄了他，使他來和牲口為伍！”回顧往事，他感到“狹窄的馬槽夾著他的身軀，正像生活從四麵八方壓迫他一樣”。當讀到他“抱著長長的、瘦骨嶙峋的馬頭痛哭失聲”時，我們怎能不湧出同情之淚？
但許靈均在屈辱的勞動中，並沒有自甘沉淪，被苦難摧毀，他像西北高原上常見的沙棗樹那樣生長著，顯示著頑強的生命力。在大自然的懷抱裏，他飽覽草場的瑰麗的風光，把祖國這樣一個抽象的概念“濃縮在這個有限的空間”裏；大自然和勞動給予他許多課堂裏得不到的東西，對生命和自然的熱愛，代替了消沉、悲愴、委屈的情緒，“他逐漸恢複了對自己的信心”。在和放牧員的共同勞動和生活中，他羨慕他們感情的樸實、單純；而放牧員們對他的諒解、溫情，以及他們之間無拘束的閑諞，“像陣雨過後的彩虹一樣，在他心上激起一種美好的感情”，使他產生向他們學習的強烈願望。尤其是他和另一個不幸的人——“吃紅苕長大”、外流來農場尋找活路的秀芝的結合，給他帶來了從未享受過的家庭溫暖。“她和他的結合，更加強了他對這塊土地的感情，使他更明晰地感覺到以勞動為主體的生活方式的單純、純潔和正當。他得到他多年前所追求的那種愉快的滿足。”在他的問題得到糾正，重新走上教師崗位後，孩子們的尊敬，放牧員的信任，使他認識到自己工作的意義和自己的價值。正因為作品生動細膩地描寫了這一切，所以當許靈均斷然拒絕父親的要求，做出不願出國的抉擇時，我們為之信服，深受感動。這正是許靈均性格發展的必然邏輯，這正是他靈與肉發生深刻變化後必然采取的行動。因為，“那裏有他生命的根！”正如《共產黨宣言》指出的：“人們的觀念、觀點和概念，一句話，人們的意識，隨著人們的生活條件、人們的社會關係、人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這難道需要經過深思才能了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