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郭沫若的《爐中煤》和艾青的《煤的對話》
煤，被人們稱為“烏金”，它蘊藏著能量，一旦燃燒，就會發熱放光，給人間帶來溫暖和光明。因此，有時詩人用它比喻或象征光明美好的事物。這裏介紹與煤有關的兩首詩歌：《爐中煤》（作於1920年1、2月間）和《煤的對話》（作於1937年春）。它們是郭沫若和艾青的早期作品，《爐中煤》出現於“五四”運動高潮時期，《煤的對話》產生於抗日戰爭即將爆發的前夕。這兩首詩並不是尋常所見的詠物之作，而是借助煤的形象，抒發詩人的愛國熱情和象征民族的奮起，堪稱充滿愛國主義精神的戀歌和戰歌。
郭沫若是我國新詩的奠基人，他的《女神》（1921年8月出版）是我國新詩曆史上第一部具有深遠影響的詩集。《女神》中的大部分詩歌產生於“五四”高潮時期，具有強烈的時代精神、鮮明的民族特色、獨創的藝術風格，奠定了新詩的基礎，開創一代詩風。正像周揚所評價的那樣，“《女神》，就是詩人所加於中國詩歌寶庫的最初貢獻，也是他詩的創作所達到的最高峰。他唱出了自己最好的，也是我們民族最好的歌。”（《郭沫若和他的＜女神＞》）《女神》中有許多豪邁雄奇、形式自由的詩歌，也有一些婉約清秀的篇章。
寫作《爐中煤》時，郭沫若正在日本留學。偉大的“五四”運動使這個海外遊子無比振奮，在惠特曼豪放的詩風影響下，他“開了閘的作詩欲又受了一陣暴雨般的煽動”（郭沫若：《創造十年》），個人的和民族的鬱結找到了噴火口，於1919年和1920年之交的幾個月間寫下了《立在地球邊上放號》、《地球，我的母親》、《匪徒頌》、《鳳凰涅槃》和《爐中煤》等浪漫主義的名篇。詩人後來在《創造十年》中寫道：“‘五四’以後的中國，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蔥俊的有進取氣象的姑娘，她簡直就和我的愛人一樣。我的那篇《鳳凰涅槃》便是象征著中國的再生。眷念祖國的情緒的《爐中煤》便是對於她的戀歌。《晨安》和《匪徒頌》都是對於她的頌詞。”在《爐中煤》這首“戀歌”中，郭沫若把祖國比作“年青的女郎”，自喻為爐中熊熊燃燒的煤。說自己雖然是鹵莽的黑奴，但是有“火一樣的心腸”；是“五四”運動給他帶來了希望，使活埋在地底的棟梁得以“重見天光”：
我為我心愛的人兒
燃到了這般模樣！
這個才華橫溢的詩人，向可愛的祖國熱烈地傾訴了自己的思念之情，表達了自己願為祖國獻身的赤誠。“爐中煤”這個比喻既新穎又貼切，淋漓盡致地表現了詩人熱愛祖國的感情是那麼真摯而熾熱；“年青的女郎”這個比喻不僅大膽而且奇妙，充分顯示了郭沫若這個偉大浪漫主義詩人的創作個性。
《爐中煤》是一首形式精美的詩。它講究格律，有大體整齊的詩行。全詩四節，每節五行，單行押韻；每節都用“啊，我年青的女郎”開頭，第一節和第四節的最後兩行相同也不是簡單的重複，這都是出自詩人表達強烈感情、深化主題的需要。這首詩琅琅上口，一唱三歎，令人感心動耳，蕩氣回腸。
艾青是我國當代詩壇的泰鬥，被人們譽為執著地追求光明的詩人。他和郭沫若一樣，都是時代的產兒和歌手，傑出的愛國詩人。繼郭沫若之後，艾青於30年代初從法國回到災難深重的祖國，用他那支從異邦帶來的神奇的“蘆笛”，加入了詩壇的合唱。獄中寫下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是他的成名作。在民族解放戰爭的烽火裏，艾青寫了大量的戰鬥詩篇，如《複活的土地》、《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乞丐》、《我愛這土地》、《吹號者》和長詩《向太陽》、《火把》等。《煤的對話》是他早期的優秀詩作之一，一直為詩人所喜愛，也受到人們的普遍讚賞。
前麵已經提到，《煤的對話》寫於1937年春天。當時民族救亡的情緒極度高漲，全民族的抗日戰爭即將爆發。正如《義勇軍進行曲》所唱的：“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們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飽經風霜、與人民心心相印的艾青，敏銳地感覺到暴風雨即將來臨的政治形勢，他“把人群的願望與意欲以及要求，化為語言”（艾青：《詩論·詩的精神》），創作了《煤的對話》這首反映時代精神的戰鬥詩篇。在這首詩中，詩人采用象征手法，賦予這個住在萬年的深山和岩石裏、長期保持沉默的煤的形象以不屈的性格和渴望燃燒的靈魂。試看詩的結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