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寫寧夏農村生活的作家張武，不少同誌稱他為寧夏的鄉土作家，我很讚同。其實張武是甘肅會川人，1957年從甘肅臨洮農校畢業，分配到寧夏中衛縣工作。時間過得真快，從那時到現在，張武在“塞上江南”這塊土地上生活了整整三十年。寧夏，成了他第二故鄉，他把自己的青春年華、誠摯的愛和深情的歌，毫無保留地獻給了她！如今，在寧夏這支不算壯大的作家隊伍中，張賢亮、戈悟覺和張武是領銜的人物，人稱“二張一戈”。這三位作家在創作個性和藝術風格上，有明顯的不同。對這三位不同個性和風格的作家進行深入的比較研究，很有意義，但不是本文的目的。本文隻打算對張武的小說創作進行一番考察和述評，談點淺見。
一
張武在農校學的是動物飼養專業，1957年畢業分配到寧夏中衛縣的畜牧站工作，1961年以後又調到縣農業科、農村工作部工作。所學專業和所從事的工作，使他能夠經常下鄉，長年累月與基層幹部打交道，同飼養員、放牧員、獸醫、防疫員一起生活、工作。他在回顧自己業餘創作的一篇短文中寫道：“我所熟悉的這些人，既沒有驚天動地的壯舉，也沒有閃閃發光的語言，終年默默無聞。但是他們在平凡之中的一舉一動深深地教育了我，感動了我，從而產生了創作的欲望。這樣，我就在昏暗的煤油燈下趴在土炕上寫，盤腿坐在羊圈裏寫，不自量地開始了我的業餘創作。”這段自白，清楚地說明了這個年輕的業餘作者端正的創作動機和創作態度，並預示著他今後的創作道路和方向——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和為人民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從1961年發表《劉師傅》起，到1965年底發表《練》止，張武在將近五年的時間裏寫作並發表了十來篇反映農村生活的短篇小說。這些起步時期的作品還不具備鮮明的創作個性，隻是這個業餘作者的習作。這些習作都是歌頌農村中好人好事的，這裏有他所熟悉的吃苦耐勞的羊把式、品質高尚的老獸醫和朝氣蓬勃的接羔員、飼養員，有一心為集體的婦女隊長、從實戰需要出發練武的女民兵和縣供銷社的女售貨員，有決心紮根農村的回鄉知識青年和學雷鋒做好事的學生娃娃。盡管這些習作還很稚嫩，藝術上還不成熟，但讀來令人感到清新可喜，帶有泥土的氣味。在《“一串鈴”》（1962）中，通過一個外號叫“麵耳朵”的回鄉青年誇自己當婦女隊長的妻子如何能幹，刻畫了一個農村婦女令人可親可敬的形象；在《兩個羊把式》（1963）中，描寫了兩個性格迥然不同的羊把式：一個“厚厚實實，不聲不響”，一個“精細靈通，能說會道”，用對比的手法歌頌了前者辦事認真、維護集體利益的作風，善意地批評了後者投機取巧、自私自利的行為；《轉》（1963）像人物素描，借助主人公在晚飯後看似漫無目的的轉悠閑逛時遇上的幾件小事，勾勒了一位醫術高明的老獸醫助人為樂、關心集體的可敬形象。
1964年4月，張武作為“第三梯隊”的培養對象調自治區組織部工作，下半年去寧夏鹽池縣參加“四清”運動。《新來的女售貨員》、《紅梅和山虎》、《練》均產生於鹽池，是他起步期的最後三篇小說。這三篇小說的技巧有所長進，開始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畫、懸念的設置、情節的安排，篇幅也相應加大了。《紅梅和山虎》可以說是他十來篇習作中最好的一篇。它通過一個下鄉幹部“我”的耳聞目睹，描寫了一對互相傾慕的男女青年在工作、學習、生活上的互相幫助和互相關心，熱情謳歌了他們積極向上的精神風貌。張武以《“一串鈴”》、《兩個羊把式》、《轉》、《紅梅和山虎》等佳作嶄露頭角，引起文壇的注意。1965年底他出席了在北京舉行的全國青年業餘文學創作積極分子大會。
張武是個笑臉看農村生活的文學新人。他認為：“生活中的光明麵是主要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總是美好的東西占優勢。”他的筆下，都是“普普通通的‘小人物’，沒有超群拔萃的英雄”。是的，張武文革前的習作都是寫他熟悉的凡人小事和好人好事，作品中充滿著田園牧歌的情調。這是順應當時的政治形勢和文學時尚的。好在他階級鬥爭的弦沒有繃緊，因此他沒有杜撰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故事，塑造所謂的“高大全”式的英雄；作品中也沒有尖銳複雜的矛盾衝突，隻有一些生活中習見的小誤會、小糾葛，群眾中先進思想和落後思想的矛盾，沒有超出人民內部矛盾的範圍。今天我們重讀它們會感到不滿足，覺得它們講故事的痕跡很重，形象單薄，主題淺露，深度不夠，沒有能夠反映出農村生活的複雜性、艱巨性，正如一位評論家所指出的：“生活被簡單化了”，“一切都抹上理想主義的玫瑰色彩”。
但是，在張武文學起步的那個年代，在“左”的思想愈演愈烈，階級鬥爭擴大化、絕對化的政治形勢下，作家要想探視生活的深處，真實地反映剛剛經受天災人禍襲擊的農村現實，談何容易。況且張武當時還是一個剛剛起步的、沒有什麼創作準備的二十來歲的文學新人呢。深刻地認識和反思已往不正常的曆史，真實而全麵地反映那一曆史時期農村生活的作品（如茹誌鵑的《剪輯錯了的故事》、劉真的《黑旗》、張一弓的《犯人李銅鍾的故事》等），隻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能做到和出現的。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這棵初展莖葉的文學幼苗怎能經得起這場席卷全國的狂風驟雨！張武1965年以後被迫停筆。在十年動亂中，許多作家被剝奪了創作的權利。為了不做林彪、“四人幫”的禦用文人，炮製瞞和騙的文學贗品，當時有不少正直的作家和詩人甘願弄啞了自己的歌喉。這是我們民族共同的悲劇，作家的共同的厄運。
二
在重獲的春天，受撥亂反正、思想解放的生活大潮和文學大潮的激發鼓舞，輟筆十二年後的張武躍躍欲試，重新執筆。寫於1978年春天的《選舉新隊委的時候》是他第一篇新作。接著，寫出了《故鄉紀行》、《爺爺和奶奶》、《三人行》、《三叔》、《蕎麥開花你再來》等一係列反映農村生活的新篇。1979年對張武是重要的一年，是決定他以後從事創作生涯的緊要關頭。這一年，張武不僅重新發表作品，而且全國性文學雜誌《人民文學》於第三期、第十一期和第十二期接連刊載了他的《選舉新隊委的時候》、《處長的難處》、《看“點”日記》，這無疑給他以極大的鼓勵，也堅定了他創作的信心。從此，新作聯翩，一發而不可收。至今，張武已經發表短篇小說六十餘篇，中篇八部。這幾年先後出版的《炕頭作家外傳》（寧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瀟瀟春雨》（寧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和《黃昏夢》（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6年版）收錄了他大部分作品。
綜觀張武新時期的小說創作，反映農村題材的作品占有很大比重。1964年以後，張武雖然離開了基層，調到自治區領導機關工作，但他並沒有隔斷與農村的血肉聯係。他每年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時間下鄉，幾乎跑遍了寧夏所有的公社和大部分生產大隊，結識了好些基層幹部，接觸了眾多的農民群眾。這使他對寧夏農村的認識在原先的基礎上提高了一大步，有了相當的深度和廣度，大大充實了他生活積累的庫存。這自然成了他繼續創作的有利條件和題材的主要來源。可以說，寧夏的農村生活是他傾心神往的描寫天地。
經過多年來領導機關工作的鍛煉和十年動亂的磨礪，張武已具備較高的思想認識和政治理論水平，視野開闊了，思想境界提高了，遠非文革前當基層幹部時可比。並且，在文革後期，他有機會比較係統地閱讀了我國現代文學大師魯迅、茅盾、巴金、葉聖陶等人的作品，還有俄國著名作家契訶夫的小說，在潛移默化中，接受中外文學名著的思想營養和藝術熏陶，提高了自己的文學修養，增強了對生活的感受、分析和表現的能力。重新執筆後的張武已突破一般農村業餘作者的生活局限、思想局限，在思想上和創作上都趨於成熟。這主要表現在：他已經擺脫了偏重於講述故事，用形象圖解某種思想，主題淺露的缺陷，更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畫，使作品不但具有濃鬱的生活氣息和地方色彩，而且具有較強的曆史感和現實感，逐漸形成了自己鮮明的創作個性和藝術風格。他追隨著時代前進的腳步，關注著新時期農村生活的變化，“在凡人小事中尋找題目和素材”，“讓筆下的人物形象多多少少留下我們這個變化著的時代的特征”。我們看到，張武自覺地為普通人唱讚歌，為他所熟稔所熱愛的農村基層幹部和莊稼人唱讚歌，歌聲中飽含著他一如既往的摯愛和真情。在《選舉新隊委的時候》、《三叔》、《蕎麥開花你再來》和《沒記性的人》中，生動地表現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農村基層幹部的思想變化和精神狀態，歌頌了他們不計個人恩怨得失、勇挑重擔、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品德。像《選舉新隊委的時候》中的楊茂林、《蕎麥開花你再來》和《沒記性的人》中的陳冬生這樣的基層幹部，張武很熟悉他們，人物原型中有好幾個是他過去在鄉下搞“四清”時被他整過的大小隊幹部。“他們對我當初的態度毫不計較，對社員群眾對他的批判鬥爭也不結怨，在運動後期又重新當選了隊幹。”他有一個堂兄就是這樣的幹部。他們並不是“沒記性”，“挨打不記窩窩子”，正如《沒記性的人》中陳冬生的妻子所說：“對家庭來說，是有那麼一點。可在隊裏的工作上，他的記性比誰都大。他的心始終不忘改變隊上的落後麵貌。他無時無刻不記掛著鄉親們過好日子。”張武在這些可愛的基層幹部身上發現了崇高的心靈之美，產生了表現他們、歌頌他們的創作激情。楊茂林、陳冬生的感人形象，概括了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帶頭人的嶄新特點，體現出一種振興家鄉、振興中華的時代精神。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廣大農村由於普遍實行了多種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製，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寫於1981年6月的《瀟瀟春雨》和《瓜王軼事》，寫於1982年5月的《渡口人家》，寫於1983年5月的《外路女婿》，敏銳地反映了這場偉大的農村經濟改革中出現的深刻變化。在剛推行責任製時，《瀟瀟春雨》中的那位縣委副書記張永昌對梨山公社大多數隊出現的“包產到戶”的情況感到擔憂的心情，帶有相當的普遍性。張永昌雖被“左”的觀念所囿，但他作風比較正派、清廉，能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在他冒雨去水泉灣生產隊的途中，一路所見所聞無不深深地觸動了他。“天放晴了，微風蕩漾，眼前朦朧的景物也頓時清晰明亮起來。”小說的描寫告訴我們：在事實的教育下，張永昌會變得聰明起來。《瓜王軼事》是張武的一篇力作。在這個短篇中，作家描寫了一個自產自銷的瓜農王保生。這個在常樂鎮丁字街口擺瓜攤的回族老漢，看似狡黠，實則厚道本分，做生意“與人為善，童叟無欺”。因為“瓜王”種的瓜好，又會做生意，在市場上很有競爭力。“瓜王”除了高超的切瓜本領，幹淨衛生的瓜攤，別致動聽的吆喝聲，還有一件招徠顧客的洋玩意——三洋牌錄音機，專放當地農民喜愛的秦腔戲文。小小錄音機對刻畫“瓜王”、渲染時代氣氛起了重要作用。是的，“瓜王”本身就是時代的產兒，他是新時期落實各項農村經濟政策、發展農村多種經營之後走上商品經濟的舞台的。從“瓜王”別致動聽的“五大牙子，殺開了也”的吆喝中，透露了商品經濟在我國農村得到複蘇並將發展繁榮的喜人信息。這篇小說寫得很有生活情趣，通篇充溢著詼諧幽默的情調，充分顯示了張武的幽默感。《渡口人家》是張武的第一個中篇。他通過汪李兩家在實行生產責任製過程中又競爭又相幫的關係，展現了新時期農村生活的火紅圖景。這兩家的年輕一代來貴和李得勝的糾紛寫得饒有風趣。在得理不讓人的來貴姑娘麵前，李得勝總是敗下陣來。真是“不是冤家不聚頭”，他們最後終於由冤家結為夫妻，李得勝成了汪家的上門女婿。這一喜劇性的結局預示了我國農村必將走團結互助、共同富裕的道路的廣闊前景。這個中篇寫得波瀾起伏，跌宕有致，富有泥土氣息和時代特色，調動了作家農村生活的豐富積累。不足之處是，同《瓜王軼事》有相似的毛病，結尾也寫得拖遝。《外路女婿》這個中篇描寫了一個養雞專業戶創業的艱辛。在鄭阿河夫婦艱苦創業的過程中，受到不少阻撓，但更多的是支持和幫助，反映了我們社會主義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主流。小說用不走正道的何運來夫婦做對比，形象地說明勞動致富的道理，結局也富有喜劇性。
表現老放牧員、老獸醫和年輕的畜牧獸醫工作者高尚的精神風貌的，有《爺爺和奶奶》、《最後的要求》、《趙光榮》、《紅豆草》等。《爺爺和奶奶》歌頌了一個老放牧員的先進事跡，寫得較平淡直露。《最後的要求》寫得較感人。一個八十三歲的老獸醫臨終前最後的要求是讓熱愛獸醫工作的徒弟接自己的班，而堅決不讓心浮意躁、不求上進的正在待業的孫子頂替。《趙光榮》這篇小說帶有紀實性，用既樸實又幽默的筆致描寫了一個具有獨特個性的普通獸醫趙光榮的優良品質和坎坷遭遇，展現了他大巧若拙的性格特征和獻身獸醫事業的精神世界，也折射了二十多年來我國政治風雲的變幻。《紅豆草》是張武繼《渡口人家》之後的又一部中篇力作。它以既抗旱又耐寒的紅豆草喻人，塑造了一個年輕的畜牧獸醫工作者許琴的新人形象。一個北京農業大學的畢業生主動紮根大西北羊場的故事，並不新鮮，但是這一個老題材賦予了新的含義，揭示了具有時代感和現實意義的重大主題：新時期的農村需要知識，需要知識分子，否則農村的現代化無望；知識分子不再是單純的被教育被改造的對象，它作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有責任有義務將科學技術知識創造性地運用於生產實踐中，並使自己成為又紅又專的建設人才。在許琴身上，我們看到當代青年的主流方麵，她用自己的言行實現了自己的抱負，成了80年代青年的優秀代表。小說還激情地歌頌了許琴周圍的普通勞動者，有作風平易樸實、性格爽朗而稍帶固執的場長丁金銀，有長期紮根羊場、獻身獸醫事業的馮技術員，有知足常樂、為幾根紅豆草向場長大發脾氣的李寧，還有老牧工羅金一家。小說對縣委組織部劉部長的“瞎操心”和不正之風，也有所針砭。反映張武甘肅故鄉生活的中篇《樺林溝人》寫得很有生活氣息。作家要為故鄉的親人樹碑立傳，歌功頌德，但由於人物眾多，筆力分散，不能給讀者留下較深的印象。在張武的幾部中篇小說中，此篇比較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