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我是在旅途中獲悉施光南同誌逝世的噩耗的。1990年5月9日，我從雲南返程途中投宿在重慶出版社招待所，該社有一位編輯同行蒲華清同誌來我處閑聊。談到有些中年知識分子英年早逝這個話題時，他說前兩天報上登載了著名音樂家施光南逝世的消息。我不禁一驚，似乎不相信這個消息。這難道是真的嗎？我知道，施光南還不到五十歲，正是他精力旺盛、佳作迭出，向藝術高峰努力攀登的年齡；而且，他和我在上海青華小學同過班，是我心中長久欽慕的一個學友，自1980年以來我們之間有過書信往來和偶爾的接觸，身體看來蠻結實的。蒲華清同誌走後，我獨自在房內黯然神傷，沉湎在幽思和遐想之中……
那是1949年9月，我初小畢業轉入高小，正值上海解放不久、人民共和國即將宣告誕生的前夕。我們班轉來一個名字叫施光南的新同學。他還不到十歲，個頭矮小，留個小平頭，眉清目秀，嗓音尖細，舉止靦腆，像個小姑娘似的。教我們政治課的黃老師講，他的父親是大名鼎鼎的施複亮（當時任華東軍政委員會顧問）。對我們這幫孩子來說，施複亮是何許人我們不感興趣，隻知道施光南的父親是共產黨的“大官”。而作為高幹子弟的施光南，表現一點都不特殊，穿著與我們沒有什麼不同。在上學和放學的路上，你能看到他背著一個洗得泛白的軍綠色小書包的天真活潑的身影。不久，他的聰慧好學引起了我的注意和好感。每次上作文課，他都率先交卷，毛筆字寫得很工整。他的作文不但寫得快和工整，而且常被老師作為範文讓我們學習。第二年清明節，學校組織我們到郊外“遠足”，參觀了冠生園、少年福利院等單位。回來後我倆在校園玩滑梯。玩累了，他在滑梯的下端斜躺著，我站在旁邊問他：“這次作文你打好草稿了嗎？”他說：“我已經在肚子裏打好了，到時寫下來就成了。”原來他事先打好了腹稿，難怪他到時能一揮而就。
我至今記得他的一篇描寫初冬的早晨的作文。這篇作文有不少新名詞，對於我們這些剛從舊社會步入新社會的十一二歲的同學來說未免新鮮。比如，他作文中描寫道：颯颯的西北風把工人階級、農民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吹得更剛強，更挺拔。還描寫一個報童如何在凜冽的寒風中掙紮著，叫喊著：“賣報！賣報！”我還記得他另一篇題為《秋夜》的作文。文中有一位年老的慈母在暗淡的燈光下為孩子縫補寒衣的描寫。母親不慎將剪刀滑落桌上，發出“砰”的聲響，驚醒了睡夢中的孩子。接著有一段母子之間充滿溫馨的對話。這兩篇作文寫得短小洗練，感人肺腑，被老師作為範文貼在壁報欄裏。學年結束，班長吳鍾儀和我清理壁報，我揭下這兩篇作文收藏起來，一直珍藏了二十多年。
因為他小我們兩三歲，性格又像個女孩，班上一些調皮的同學就常常逗弄他。一次，馮宗琦老師上語文課，正要開講時，施光南舉手報告。經老師同意，他站起來帶著哭腔說：“先生，徐匡欺侮我。我在小便時，他用手碰我雞雞，把我褲子都弄濕了！”說完，全班哄堂大笑。馮老師也忍俊不禁，強忍著沒有笑出聲來，連忙嚴肅地製止了大家的笑聲，讓他坐下，不準他再說下去了。現在，遠在四川的徐匡已是知名的版畫家，不知對兒時的淘氣還記得否？
相處剛滿一年，施光南舉家遷到北京。直到我參加工作以後從有關材料得知，建國初期，毛主席和周總理讓他父親留京工作，擔任勞動部第一副部長，同時又先後任民主建國會常務委員、副主任委員等職務。從此，我們再也沒有見過麵。這原本是件正常的事，沒什麼好奇怪的。試想一下：我們從小到大，小學中學的同學中還保持經常聯係的能有幾人？能成為終身知己的又有幾人？但我對施光南這位早慧而可愛的學友念念不忘，始終珍藏著他小學時代的手稿，要不是結婚後幾度搬家而丟失，我相信自己還會長久地保存下去。這是為什麼呢？因為我懷著一個信念：執著地相信他有朝一日會在中國文壇脫穎而出，名揚四海。
“文革”後期，在沉悶的空氣中吹過一陣歡快的風。一首《打起手鼓唱起歌》的歌曲不脛而走，在人們中廣泛傳唱。那麼清新，那麼明快，唱出了邊疆人民，也唱出了全國各族人民對新生活的向往。曲作者為施光南。以後，在風驟雲低、舉國哀悼周總理的日子裏，詩人柯岩的詩作《周總理，您在哪裏？》借助音樂的翅膀，飛遍了祖國的江河湖海；粉碎“四人幫”，當全國人民舉杯歡慶的時候，唱遍神州大地的《祝酒歌》豪邁激越地表達了人民的心聲：它們的曲作者也是施光南。施光南，多麼熟悉的名字！這是否我少年時代的學友？是否我欽慕已久的那位文思敏捷的小男孩？從報刊上見到關於他的報道和照片後，我確信是他，除了他還能是誰呢！不過，他沒有像我預想的那樣，在文壇嶄露頭角，而是在音樂園地裏長期辛勤耕耘，創作出深摯優美而又風格獨特的旋律，歌頌黨，歌頌祖國，歌頌人民，成為一名才華橫溢的時代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