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達臨，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亞洲性學聯會副主席、上海性社會學研究中心主任、亞洲《太陽與月亮》雜誌主編。195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新聞係。曾在東北的空軍部隊工作二十年，1970年複員，調上海一家自動化儀表廠當工人，不久以工代幹從事宣傳工作。1981年調上海文學院辦《社會》雜誌，後任該雜誌常務副主編。
1985年，他由社會學轉入性學研究，至今已出版著作四十六本（1985年一年就出了十本）。他於1989—1990年克服了重重困難，成功地主持了全國兩萬例“性文明”調查，並於1992年公開出版了長達800多頁的調查報告《中國當代性文化》（上海三聯書店1992年出版），在國內外引起很大反響。國外一些報刊稱他為“中國的金西”（金西為本世紀40年代的美國性學專家，他以十年時間完成了1.7萬例的性調查而轟動世界），認為《中國當代性文化》是“中國當代性科學的奠基之作”。1993年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吳階平寫信給他，評價該書為“奠定我國性文化研究的巨著”，它的出版“不僅是我國的需要，也有全球性意義”。它的姊妹篇《中國古代性文化》，於1993年由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就原始社會直至明清時期中國的性文化曆史作了係統的論述和研究，考察了社會各階層的性生活狀況，分析了性開放到性禁錮的演變過程，揭示了性禁錮背後的豐富而複雜的性文化現象。該書對荷蘭學者高羅佩的《中國古代房內考》有很大的突破和提高，正引起人們的注目和研究。
1993年10月下旬，“中國古代性文化展覽”在上海首次公開舉辦。劉達臨是主要發起人和組織者。陳列的400件文物均為他嘔心瀝血搜集所得。今年3月在沈陽、5至6月在無錫展出後，這些性文物將在德國柏林展出。
對於這位獻身於性學事業、科研成果累累的學者，筆者懷著深深的敬意。1994年5月13、14日，乘出差滬上之便，筆者登門拜訪了他。下麵是訪談記錄。
何：您的著作很多，主要有哪些，能否給我舉幾種？
劉：1985年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社會學入門》，1987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婚姻社會學》，1986或87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愛情心理學》，1987年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性社會學》，還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一個婚姻學家的谘詢筆記》，這本書銷售了五六十萬冊，我用的是第一人稱寫法。
這些通俗性的書在當時起到了開拓的、啟蒙的作用，現在看起來，學術性就不夠了。比較滿意的是《中國當代性文化》。
何：我拜讀過。您的兩萬例調查的確是項大工程。
劉：國外有這樣的評價：在80年代末，能在中國搞成這樣大規模的調查活動，不管調查的數據科學性如何，這件事本身就說明了很多問題。再有，比較滿意的就是《中國古代性文化》。還有一本就是去年出版的《中華性學詞典》，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有兩千多個詞條，我任主編，自己寫了三分之一，其餘三分之二由別人撰稿。以後，我不想搞小本子了，想搞分量重些的，有學術性的；對我個人來說，普及性的階段已經過去。
何：您是如何由婚姻家庭問題轉入性學研究的？
劉：我原來研究社會學。社會學研究的重點是社會問題，研究社會的弊病，研究這些弊病如何加以解決。這是社會學的特征。1979年3月份胡喬木受黨中央委托，召開了社會學座談會，宣告了社會學的複蘇。1980年以後，我國社會學才恢複研究。我在80年代初研究社會學時不斷遇到新的社會問題，如青少年的性健康，婚前婚外的性問題，還有夫妻間性生活和諧的問題，等等。當時這些問題潛伏著，還未引起人們重視，這是一個動機。第二個動機，當時我在編《社會》雜誌，在婚姻家庭的研究中常常遇到夫妻關係好或是不好以致離婚等現象。我就想去調查，發現在離婚案件中，主要由於夫妻性生活不和諧造成離婚的，占30%左右。這個動機被一偶然事件激發出來了。1985年1月份，我們編輯部的同誌在一起討論，刊物內容如何推陳出新，搞些新欄目，有人提出我們是否研究性社會學。為了擴大刊物影響，決定以我們編輯部名義在社會上辦公開的講座。1985年以前，社會上隻有個人（如吳階平等人）的性知識的著作，沒有組織行為。我們辦講座是一次組織行為，第一次將性科學推向社會。中心內容講：社會與家庭生活中性問題的防治與解決。由我主持，每周舉辦一次，共十講，每講兩個多小時，延續了十個星期，兩個半月。講座借用了一家劇場，聽眾反映非常強烈，共收到500多封來信。第一天劇場基本坐滿，一千多人；第二次來了兩千多人，座無虛席，連走廊都坐滿了人。不少聽眾說，你們很大膽，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們社會太需要這個了，應該向你們致敬。還有一位七十一歲的老先生聽了後說：“雖然我退休了，我還是要來聽。過去我是包辦婚姻，是舊式婚姻的受害者。以前，我根本不懂得什麼性知識，等到積累了一些生活經驗，但青春期已過。我現在還要學，學了以後教給下一代，使他們能過得比我們幸福。”既然群眾對性知識這麼需要，我就下決心從事這個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