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我從沈陽製藥工業學校（原先是上海製藥工業學校，因遷校而改名）畢業。我們四個畢業班共有160人左右。為了響應建設邊疆、建設祖國的號召，我們無條件地服從分配，到月底我們已經先後奔赴全國各地。十餘位分配到新疆、青海和寧夏的同學是在蘭州分的手。餘揚金、金士秀、金麗容、鄭茂林和我五人的目的地是寧夏。9月1日傍晚火車將我們送到銀川，從此踏上寧夏這片土地。
到衛生廳報到後，我們五個同學都分在銀川製藥廠。藥廠正在籌建，我們就在藥廠籌備處上班。籌備處在解放東街140號的二層小樓裏。過國慶節不久，還沒等到寧夏回族自治區成立的大喜日子（10月25日），廠領導決定鄭茂林、金麗容和我（我們是同班同學）以及七八個徒工去上海第三製藥廠培訓抗生素的生產技術，並讓金麗容和我帶隊。10月10日從銀川起程，到1959年6月初返回，我們在上海學習了近八個月，基本掌握了金黴素生產各個工序的操作要領。
此時，銀川製藥廠在南門外已經白手起家地蓋起了簡易的廠房。它的左鄰右舍是水利工程處和區防疫站，出廠門過公路，東邊是一片農田。職工有百十人。我們這十來個人沒有參加建廠的艱苦勞動（據說職工收工回來一個個累得腰酸腿軟，無力去食堂打飯），需補一下勞動課，於是每天幹些清理廠區的髒活累活。接著，我們投入金黴素的試製工作。我們是第六車間，又叫抗菌素車間，仍由金麗容和我負責。車間是兩間平房，我們在房中隔出小半間，安裝上紫外線燈，建起了無菌室。菌種在固體培養基上長好再接種到三角瓶中（瓶和配製好的液體培養基都需事先消毒），要振蕩發酵，而且要保持28℃的恒溫。沒有恒溫室沒有搖瓶機怎麼辦？那是大躍進的年代，寧夏同全國一樣，強調土法上馬，口號是“有條件上，沒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我們個個幹勁衝天，但是缺乏科學務實的精神。金黴素的研製和生產，對設備和技術有特殊的要求，它比一般酒類的釀造更為複雜。當時我們采取的是土辦法：屋內架起了大爐子，門上掛著厚厚的棉布簾；三角瓶頸用一根繩拴著，三班倒的學徒工就拽著繩子不停地搖晃。現在回想起來，我會覺得好笑。這不是把學徒工當機器使喚了嗎？你想，學徒工都是十七八歲的小青年，屋內十分悶熱（保持28℃左右），又要八小時不停地做著一種最簡單的機械動作，不昏昏欲睡才怪呢！寫到這裏，我想起當年合作的夥伴——金麗容、葉建功、伍貽芬、楊育銀、王輝等人，你們現在好嗎？還記得那段試製金黴素的日日夜夜嗎？我還記得，當負責提煉工作的邵小倉從我們發酵好的培養液中提取出黃燦燦的金黴素粉末的時候，我們是何等的欣喜；盡管是那麼一點點，純度還沒有達標。鄭茂林負責采購，辛苦地出差外地跑了大半年的抗生素生產設備沒有著落，同時廠領導對金黴素的生產也信心不大，再加上從1960年下半年開始的全國性的糧食緊張和經濟困難，這樣，搞了一年多的試製工作，結果不了了之。我們車間一度改為小球藻車間，生產代食品。後來，這個車間幹脆不存在了，人員都到其他車間去幹活，我下放到中藥車間勞動。
我這裏插一段藥廠反對“地方民族主義”和反對“壞人壞事”的故事。這“雙反”運動是寧夏的發明，全國獨一無二。反對“地方民族主義”是自治區領導機關的事，不去說它，我說說反對“壞人壞事”。我廠的邵小倉，三十出頭，原在上海醫藥工業研究所負責金黴素和四環素的提煉工作，是位很有作為的年輕工程師。“反右”鬥爭中被定為“右派分子”而發配寧夏。此人持才傲物，口無遮攔，在“雙反”運動中被抓。在勞教農場為了填飽肚子，幾乎賣光了衣物才保存了生命。1980年初平反調回上海工作。據說，在銀川車站火車開動時，他大聲喊道：“再見！銀川，我的後娘！”還有一位天津某藥廠的工人，複員軍人，也是我廠一名女工到該廠培訓時的師傅。他倆產生感情，後來隨女工來我們藥廠工作並結婚成家。那時糧食低標準，吃不飽。他身強力壯，體格魁梧，更耐不住饑餓，說了些牢騷話。廠裏發動群眾批判他，上綱上線；他新婚的妻子，把他倆的私房話揭發出來，以表示自己靠攏組織，要求進步。結果他被送進勞教農場，因肚餓吃糠而身亡。再有，就是因為偷了食堂的幾個饅頭或在地裏偷了莊稼而被抓去勞教的學徒工和臨時工。現在看來，這些都不是什麼大問題。當時全國都籠罩著“左”的氣氛，因為缺乏民主，不講法製，強調階級鬥爭，所以把本來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動輒視為階級鬥爭的反映，當作敵我矛盾來處理。“雙反”運動發生在寧夏的困難時期，並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