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遭受劫難（1966—1976）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間，在極“左”路線下，新聞事業淪為林彪、“四人幫”一夥篡黨奪權的工具。他們顛倒是非、混淆黑白、踐踏傳統、傷害無辜，新聞事業進入了新中國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時期，新聞學研究也受到嚴重摧殘和破壞。這一時期，“階級鬥爭工具”、“無產階級專政工具”等，成為當時對新聞學理論的全部概括。
這一期間，林彪、“四人幫”等人散布了許多違背新聞常識和新聞工作規律的謬論，如“事實要為政治服務，隻要是政治需要，事實沒有的可以加上去”等，成為他們“指導”新聞工作的“理論”依據。
而集中代表林彪、“四人幫”等人極“左”新聞觀點的是，1968年9月1日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編輯部名義發表的《把新聞戰線的大革命進行到底——批判中國赫魯曉夫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新聞路線》一文《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這篇精心炮製的“奇文”稱劉少奇等人是“中國的赫魯曉夫”，推行的是“修正主義的新聞路線”，他們“妄圖使新聞事業變成顛覆無產階級專政、複辟資本主義的工具”。文章認定新中國成立以來17年的新聞戰線是“黑線專政”，整個新聞界是“反革命的獨立王國”，所有的報紙都是“放毒、造謠的舊報紙”，廣大新聞工作者是“舊人員”，等等。
不難看出，此文是林彪、“四人幫”等人在新聞戰線的政治宣言，是其統治新聞工作的行動綱領，也是其新聞觀點的集大成者。也正是這篇文章像壓在新聞界頭上的一座大山，嚴重桎梏了新聞事業的發展，也深深窒息了新聞學的生存。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廣大正直的新聞工作者用自己的行動表示了對林彪、“四人幫”一夥在新聞戰線的倒行逆施行為的抗爭，也發出過一些正義之聲，但是在那洶湧的極“左”思潮的浪濤中，這些聲音十分微弱，而發出聲音的人往往還會受到迫害。
四、撥亂反正（1976—1978）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結束，統治新聞戰線達10年之久的極“左”路線受到了批判，新聞事業和新聞學都迎來了發展的春天。
粉碎“四人幫”後，首要的任務是撥亂反正，消除極“左”路線的影響，恢複新聞事業的優良傳統，回歸新聞學的本體地位。經過揭批“四人幫”、真理標準討論、平反冤假錯案等一係列工作，澄清是非，辨明黑白，使得廣大新聞工作者能夠重新回到對新聞工作和新聞學的正確認識上來。其主要成果表現為否定階級鬥爭工具論，清理“事實為政治服務”等“左”的觀點，恢複報紙作為“新聞紙”的本來麵目，澄清對一些新聞觀點和新聞規律的認識。
《解放軍報》發起的向“假大空”開刀，拉開了新聞界撥亂反正的序幕，使人們認清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無視新聞規律、踐踏新聞工作傳統的真實麵目。
雖然這一時期，人們對極“左”路線的認識還不是很徹底，原先的優良傳統也還沒有完全得到恢複，但是“撥亂”所顯示出的力量，讓人們在認識正確理論的路上充滿了信心，大家企盼著通過改革來加大新聞戰線“反正”的力度和深度。
1978年8月，在胡喬木提議下成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使得我國新聞學研究被納入了國家社會科學研究係列，這就為後來的新聞改革和新聞學研究起到了促進作用。後來，一些新聞院係、媒體和省市紛紛建立專門的研究機構，出版新聞學術刊物，開展學術研討活動，促進了新聞學研究和新聞改革的全麵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