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聞學作為獨立的社會實踐不能與傳播或者媒體混淆
James W.Carey教授用“魚的故事”和“魚本身”來比喻“新聞”與“媒體”和“傳播”的關係。他認為，新聞應當是“魚的故事”，而媒體和傳播則是“魚本身”。這裏問題的關鍵在於強調不能將新聞簡單地理解為是一種傳播行為，或是一種傳播媒體。James W.Carey教授認為，美國新聞教育的錯處就在於把它視為傳媒。
新聞當然要借助一定的媒體，借助一定的傳播環境、傳播技術、傳播手段和傳播方式才能進入流通領域，為受眾所接受，進而實現其社會價值，發揮其社會功用。但新聞的內涵及本質絕不是“傳播”和“媒體”所能簡單代表和體現的。
按James W.Carey教授的解釋，新聞學的學術來源根植於人文科學和人文類的社會科學中，它同政治、文學、哲學、藝術和曆史都有密切的聯係。因此，新聞教育的任務在於要在新聞與政治和聯係中，讓學生理解民主生活和民主機構；在新聞與文學的聯係中，提高學生的語言和表達能力；在新聞與哲學的聯係中，幫助學生確立自己的職業道德基準；在新聞與藝術的聯係中，教會學生掌握捕捉完整的視覺世界的能力；在新聞與曆史的聯係中，使學生能夠建立起自己的意識和自覺。這些應當是新聞教育所追求的目標。
在新聞教育實踐中，我們不難發現存在著這樣一些情況：有些人僅僅將新聞學停留在對媒體組織、媒體機構、傳播技術、傳播手段、傳播形式等相關知識和技能的傳授上，而忽略了對新聞學基本理念和基本觀點的傳授，忽略了對新聞傳播中的人文精神的觀照，從而使得一些人隻是把新聞傳播當成是一種功利性的東西，單純地追求新聞的技術性、工具性和實用性。雖然我們並不否定和排斥新聞同媒體和傳播的密切聯係，但如果因此將它們等同起來，那便成了James W.Carey教授所說的將關於“魚的故事”和“魚本身”混為一談了。
理想的新聞教育應當注意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和人文關懷精神，使他們懂得如何關注社會，關注人生，關注國家和民族事業的發展。
總之，新聞教育說到底應當是一種新聞素質、素養和專業理念的教育，而絕不僅僅隻是一種傳播技能、方法和應用知識的教育。
李歐梵教授在香港看到的一些情況也反映出當前新聞界的一種浮躁和偏向。他指出，香港一些報紙“內容愈見貧乏”，“世界新聞少”，“評論文字不足”；一些報紙“放棄了新聞所原有的社會調查、思想啟蒙、開闊讀者知識和見聞領域的目的，反而變成了與公關和廣告相差無幾的媒體和商品”。
這些情況在大陸新聞界也不難見到。如果我們將新聞簡單地與媒體組織、媒體機構和傳播手段、傳播形式相混淆，不去履行它的“社會調查”、“思想啟蒙”、“傳播知識”等職責，忽視了它應有的社會功能和效用，那麼，新聞同廣告、公關和一般的傳播行為還有什麼區別呢？
我們要警惕那些把新聞降格為一種沒有靈魂、沒有思想、沒有方向的純粹的信息媒介和簡單的傳播行為的做法，更要警惕那些把新聞馴化為一種純粹的營利工具、公關幫手的做法。我們主張並強調，新聞應當是有靈有肉、有情有感、有人有物的。新聞應當用自己的心，用自己的情去講述人間故事，去傳播人類文明，去引導社會進步。總之，它應當是一種有生氣、有靈氣的、活生生的信息提供者、輿論引導者和文明傳播者，而絕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信息商品”、“傳播中介”、“物化媒體”。
三、新聞是民主的另一種表達，沒有民主就沒有新聞
James W.Carey教授從新聞的人文與社會的價值及意義上看待新聞傳播，指出新聞是民主的另一種表達，或者說，沒有民主就沒有新聞。
對於民主，不同國家、不同社會製度和社會形態下的人們會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釋。但把新聞作為一種民主的內容、形式和手段應當是大家都能夠接受的。
James W.Carey教授是從西方國家的角度，用西方學者的思維和價值觀提出並解釋新聞與民主關係這一命題的。他所說的“民主”和“新聞”具有一些特定的含義。特別是他對前蘇聯社會與新聞傳播狀況的批判，表達了他的一種立場和傾向。在認識這些問題時我們應當有自己明確的態度和觀點。
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James W.Carey教授關於新聞與民主關係的表述，揭示了新聞在民主政治建設過程中的作用和意義，以及民主政治對促進新聞事業生存與發展的作用和意義。這對我們認識新聞與民主在社會政治結構中的地位及相互作用具有一定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