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新聞學者的傳播學觀察
題注：本文嚐試以新聞學者的視角來觀察傳播學，力圖對傳播學的學術定位和學科發展問題談點意見。文章分析了我國傳播學發展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提出了要實現科學發展，傳播學需要進一步明確自己的學術定位，同時需要在實現“本土化”和“個性化”上下工夫，另外還需要處理好與新聞學的關係，做到相互借鑒，取長補短，以實現並進雙贏共榮的效果。
本文發表於《國際新聞界》2007年第9期。
一、我國傳播學的發展現狀
西方傳播學自20世紀70年代末傳入我國之後，很快便以它那全新的知識框架、理論模式、學術觀點、研究方法和生動案例引起了新聞界的關注，激發了不少新聞學者的學習衝動和研究熱情，使得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加入到了傳播學的研究隊伍之中。
這是我國獨有的一個奇特現象——最初研究傳播學的人幾乎是清一色的新聞學者，而最早引介傳播學的也是幾位大學新聞係的老師——中國人民大學新聞係的張隆棟先生和複旦大學新聞係的鄭北渭、陳韻昭先生。這和西方國家首先是由一批政治學者、心理學者、社會學者開展研究，並由他們進行傳播學的學科理論創造是完全不同的。
筆者本人接觸傳播學是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係讀研究生時。記得後來我還有幸在人民日報社，聽過美國著名傳播學家施拉姆的講座。但真正去作研究則是在1987年。當年為參加在鄭州召開的“全國傳播學研討會”，我撰寫了一篇論文《新聞傳播控製論係統探析》，嚐試用傳播學、信息論、係統論和控製論等學科理論與方法，研究新聞傳播中的控製現象。遺憾的是，那次研討會後來未能舉行，這篇論文隻好投給了黑龍江省新聞研究所辦的《新聞傳播》，在當年的秋、冬季號上連載發表。
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我國傳播學的學術研究在不斷深入，研究成果在不斷積累，社會影響力在不斷擴大，學科地位也在不斷提升。1997年，傳播學與新聞學一道共同被國家確定為並列的一級學科，冠名為“新聞傳播學”（其實這個冠名不夠準確和貼切，它容易使人感覺新聞學隻是傳播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如果用“新聞與傳播學”會更加規範）。
僅僅用不到20年的時間，就實現了新聞學奮鬥了數十年才爭取到的學科發展目標，傳播學的發展速度不可謂不快，其學術魅力不可謂不大。
傳播學的發展之所以如此迅速，以筆者之見，主要有以下幾方麵原因：
一是傳播學研究的內容多涉及社會共同性問題，社會適用性強，擴散力和影響力大，容易引起社會關注。而新聞學卻主要囿於本學科的專業範圍之內，不易引起社會關注，形成較大的社會影響力。
二是傳播學研究隊伍發展快，科研成果多，在學術界和社會上漸成氣候。特別是近一二十年來，一批赴美國和歐洲學習和研修傳播學的高層人員（多獲得博士學位）在中國香港、台灣以及內地的一些新聞院係成為教學隊伍的主體和骨幹，使傳播學的教學與科研隊伍迅速擴大，影響力日盛。
三是由於種種原因，新聞學作為“老學科”（相比傳播學而言），在學科創新和學術突破上難度較大，從而使得許多新聞學研究者紛紛轉入傳播學研究，這樣一來，傳播學的力量壯大了，新聞學的力量卻相對弱化了。
傳播學快速發展而掀起的一股股“傳播學熱”，可謂“有喜有憂”。“喜”的是，它可以為其進一步發展奠定基礎，帶來機遇；“憂”的是，這一現象對其深入發展也可能會帶來某些“隱患”和負麵影響。
本文正是從這一視角切入，試圖提出一些當前我國傳播學學術研究與學科發展中所存在的現象和問題，以引發傳播學界朋友們的關注，並希望能對傳播學今後的深入發展有所裨益。
二、傳播學的學術定位
傳播學的快速發展一方麵帶來了其學科地位的提升和學術水平的提高，但另一方麵也引發了傳播學的過度“膨脹”和盲目“擴張”。這些年出現了許多“怪現象”，使人們有時真不知道，到底應當怎樣來看待和評價傳播學，怎樣來對其進行準確的學術與學科定位？
1.“百貨筐”？“彙賢堂”？
“怪現象”之一，傳播學似乎成了一個“百貨筐”，好像什麼都可以往裏擱，往裏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