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注：本文全麵分析了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形成和發展的背景與條件，即吸收和借鑒我國資產階級的辦報經驗、學習和繼承世界無產階級新聞事業的辦報傳統、總結和汲取自身新聞實踐的經驗與教訓、吸納黨的領導人的新聞思想和新聞觀點等。
本文發表於《當代傳播》2005年第3期。
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形成和發展的過程是一個長期積累、不斷充實、日益成熟的過程，期間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和曆史原因。
一、吸收和借鑒我國資產階級的辦報經驗
毛澤東曾說過，自己是梁啟超作品的忠實讀者。青少年時代的毛澤東就非常愛讀梁啟超的政論文章，據說《新民叢報》上的一些梁啟超的文章他都能背誦。毛澤東還尊稱孫中山先生為“革命的先行者”，說中國共產黨人是其事業的繼承者，他通過孫中山創辦的《民報》等報刊了解其革命主張。
而作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陳獨秀早年受梁啟超和孫中山的影響也很大。所以，從曆史發展的角度看，中國共產黨的事業發展和理論探索都與吸納我國資產階級的有益經驗和理論成果有著一定的關係。在新聞工作方麵，中國共產黨人從資產階級那裏也吸收和借鑒了許多有益的東西。
1918年10月，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管理員的毛澤東參加了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組織的首期培訓班。這期間，他從徐寶璜、邵飄萍兩位老師的授課（前者講授新聞理論，後者講授新聞實務）中學到了許多新聞理論和實踐方麵的知識。當時，徐寶璜在講課中概述了報紙的六大功能——供給新聞、代表輿論、創造輿論、灌輸知識、提倡道德、振興商業，使他認識到報紙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特別是徐寶璜講的報紙“善用為福”、“濫用為禍”的巨大的輿論功能，更是給毛澤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成為他後來運用報刊組織輿論的依據。學習期間，他還登門造訪，當麵向邵飄萍老師求教。一年後，他回到自己的家鄉湖南長沙創辦了《湘江評論》，並從此開始了自己的革命報刊活動實踐。這份在當時影響巨大，受到陳獨秀、李大釗和胡適等人高度評價的報紙的成功，與他在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培訓班的學習是分不開的。可以說毛澤東一開始就屬於“科班辦報”，而且他後來成功的報刊實踐，以及他對報刊工作深刻的、獨到的理論認識，應當說也都得益於他早年在北京大學的學習和積累。
學習資產階級政治家、思想家和報刊活動家的辦報實踐和辦報思想，從中汲取經驗和營養是中國共產黨人早期報刊活動的共同特征。從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到瞿秋白、周恩來、惲代英等，概莫能外。他們有的追隨辛亥革命開始辦報活動；有的在新文化運動中創辦民主報刊；有的則通過閱讀和研究資產階級報刊從中汲取知識和營養。總之，他們從資產階級的新聞實踐和新聞思想中學到了不少有益的東西。
從鴉片戰爭開始至辛亥革命前後我國陸續出現了一批資產階級的思想家、政治家、宣傳家和報刊活動家，他們一方麵創辦報刊服務於自己的政治鬥爭實踐，一方麵也在實踐中提出一些新聞觀點，闡釋自己的辦報思想。如太平天國後期領導人洪仁玕，資產階級報刊政論家王韜、鄭觀應，資產階級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啟超，資產階級革命家孫中山等人這一時期都對報刊工作有自己獨特的理解和認識。
洪仁玕在其所著《資政新篇》中就提出了設報館辦報紙的主張。他認為，報紙“上覽之得以資治術，士覽之得以識變通，農商覽之得以通有無。昭法律，別善惡，勵廉恥，表忠孝，皆借此以行其教也。教行則法著，法著則知恩，於以民相勸戒，才德日生，風俗日厚矣。”在他看來，報紙具有溝通上下、監督政府和移風易俗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