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規定：
“日常的宣傳鼓動必須具有真正的共產主義性質。黨掌握的各種機關報刊，都須由確實忠實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可靠的共產黨人來主持。
一切定期和不定期的報刊、一切出版機構都應該服從黨中央委員會；
……
出版機構不得濫用職權，執行不完全的黨的政策。”
後者規定：
“雜誌、日刊、書籍和小冊子須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或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經辦。
……
無論中央或地方的出版物均由黨員直接經辦和編輯。
任何中央地方的出版物均不能刊載違背黨的方針、政策和決定的文章。”
在20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中國共產黨的新聞實踐中，列寧的新聞思想成為黨的新聞工作的重要指針，黨的許多有關新聞宣傳工作的文件、領導人的講話和報刊的重要文章中有不少是闡釋列寧的辦報經驗和辦報思想的。特別是列寧關於報紙是集體的宣傳員、鼓動員和組織者的思想，從20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始終是中國共產黨經常宣傳的重要的指導思想。中共中央的早期機關報刊《布爾塞維克》、《紅旗》等，以及後來延安的《解放日報》等等，就都專門發表過有關的社論和文章。例如1929年9月1日《布爾塞維克》刊載的文章《布爾塞維克黨的組織戰線——列寧論黨的組織》、1930年5月10日《紅旗》的《黨員對黨報的責任》、1942年9月22日《解放日報》的《黨與黨報》中就都有這方麵的內容。當時，中國共產黨希望自己的報刊能夠成為列寧所倡導的黨的戰鬥集體的“宣傳員、鼓動員和組織者”。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報紙非常重視學習蘇聯的辦報經驗和列寧的辦報思想。1942年7月1日，《解放日報》實行改版，在這一天報紙的第2版上半版，以《怎樣辦黨報》為總標題，上麵除了發表中宣部的《為改造黨報的通知》外，還刊登了《列寧論黨報》、《聯共黨史論〈真理報〉》、《聯共八次大會關於報紙的決議》等幾個聯共（布）關於黨報工作的文件，說明了中共中央機關報決心學習蘇聯共產黨的辦報經驗和列寧的辦報思想的明確意圖。
同年7月18日，《解放日報》在題為《把我們的報紙辦得更好些》的社論中，大段引用了列寧在1918年寫的《論我們報紙的性質》一文中的話，並明確提出“要徹底實現列寧的指示”。
黨的機關報如此明確地提出學習列寧的新聞論述，再次表達了當時中國共產黨人決心學習蘇聯共產黨辦報經驗和列寧辦報思想的強烈願望。
20世紀40年代，解放區新聞界開展的反“客裏空”運動，也同學習蘇聯有著密切聯係。1944年延安的一些報刊刊登了介紹蘇聯《前線》劇本的文章，《解放日報》還專門發表了題為《我們從科爾內楚克的〈前線〉裏可以學習些什麼》的社論。雖然其主要目的在於要求全黨加強學習，開展批評，反對官僚主義，但是“客裏空”的浮誇、造假給新聞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使新聞界的同誌受到了教育。到了1947年，解放區新聞界結合當時新聞工作中存在的問題開展了專門反“客裏空”的運動。中宣部對率先發起此項運動的《晉綏日報》提出表揚，並要求大家都來學習《晉綏日報》的自我批評精神，由此在整個解放區新聞界展開了一場堅持實事求是原則，反“客裏空”的思想教育活動，使參加者受到了一次生動而又深刻的思想路線和新聞業務教育。
20世紀40年代在解放區逐漸成形並趨於成熟的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中的許多重要內容，如黨性原則思想、群眾辦報思想、新聞批評思想、實事求是、真實客觀思想等等，可以說都同當時學習蘇聯共產黨的辦報經驗、辦報傳統和列寧、斯大林的新聞思想有著密切關係。
在黨成立初期，共產國際從組織上到宣傳上都給予中國共產黨多方麵的支持和幫助。當時，共產國際曾專門派維經斯基和馬林等人來指導和幫助中國共產黨從組織上建黨和開展宣傳工作，這使得中國共產黨人有機會直接學習和借鑒世界無產階級的辦報經驗和辦報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