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倡導：促進新聞學與新聞事業的良性發展
錢婕：根據我對您的了解，您現在關注的學術重點除了剛才我們談到的新聞法製以外，主要集中在新聞教育和新聞倫理這三大領域。我們先從您的老本行——新聞教育談起吧。我知道在新聞教育領域，您在努力地倡導兩個觀念，一是大傳播的觀念，一是媒介教育的大眾化。所謂“大傳播”應該怎麼樣理解？
鄭保衛：在最近這幾年中，新聞教育迅速膨脹，現在全國新聞與傳播學的教學點達到了300多個。由於師資力量跟不上，教學質量難以保證。所以有人提出質疑，說300多個教學點是不是太多了，我想這應該看我們從什麼角度去理解。如果我們樹立起大傳播的觀念，那麼僅就數量來說，300多個教學點也並不算多。有人曾打過這樣的比方，說如果19世紀要想稱雄世界主要是靠軍事力量，建立“軍事帝國”，20世紀主要是靠經濟實力，建立“經濟帝國”，那麼21世紀一個國家要想稱雄世界就要依靠信息傳播的力量，建立起“傳播帝國”。也就是說，未來社會的發展關鍵取決於對社會信息和情報的擁有、控製程度，以及傳播的數量與質量。我想，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現代科學技術水平的不斷發展，今後的新聞傳播會完全打破時空的界限，衝破媒體和專業分工的壁壘，到那時候，多種傳媒將融為一體，各種信息將充分傳播，受眾也會由單純的受傳者同時變為傳播者。這一切的一切都將使傳統的新聞傳播觀念和方式難以適應。所以，要在社會文化的宏大背景下，將新聞傳播納入大眾傳播和整個社會信息傳播的宏大範圍內，也就是我所講的“大傳播”，是勢在必行的。在大傳播理念下培養出的學生，他的知識結構應該包括以下幾個部分：一是基礎知識，包括文史哲等等；二是專業基礎知識，包括新聞傳播理論與曆史；三是現代專業知識，主要是現代新聞傳播技能和方法；四是現代百科知識，五是一門其他非新聞傳播方麵的專業知識。如果我們真能培養出這樣的人才，他其實不僅可以從事新聞工作，還可以適應許許多多的崗位，那麼300多個教學點是不能算多的。
錢婕：您是說把新聞傳播納入大眾傳播的體係，這和您一直反對新聞學納入傳播學豈不是相悖的嗎？
鄭保衛：“傳播”是一個大概念，“新聞”是一個小概念，新聞傳播是大眾傳播的一部分，這我從來都是承認的。但是“新聞學”和“傳播學”是另外的一組概念。傳播學雖然有許多值得新聞學吸納和借鑒的東西，但新聞學中的許多深刻理論內涵是傳播學不能涵蓋的，因此，絕不能以傳播學代替新聞學，這是我這兩年一直在努力闡述的一個觀點。我也不讚成用“新聞傳播學”的名稱來頂替“新聞學”，這樣實際上是把新聞學的概念範圍縮小了，成為傳播學的一個分支。當然，這並不排除“新聞傳播學”可以作為新聞學與傳播學的一門交叉學科存在。新聞學和傳播學雖然有不少聯係，但在研究對象、研究目的、研究課題、研究方法以及人才培養的目標和方式上都有明顯區別。新聞學要研究和解決的最基本的問題我認為有四個：一、什麼是新聞；二、新聞事業是幹什麼的；三、新聞工作應該怎麼做；四、新聞事業需要什麼樣的人才。這其中涉及的主要是一些新聞理念和職業素養問題。在這四個問題還沒有解決好的情況下，學生僅僅去學一些傳播技術、傳播方法，那麼就會像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院長James W.Carey教授所說的，新聞會成為一種單純的“信號係統”，而失去它的社會意義。我們的新聞學教育一向堅持“理實並重，德才兼備”，我想這其中的許多內涵和要求是傳播學所無法替代的。
王永亮：我覺得近幾年您關於新聞教育的宣傳重心有兩個，一是您剛才提到的大傳播理念，再一個就是媒介教育大眾化的問題。這兩者之間有什麼聯係嗎？
鄭保衛：1996年我所提出的“大傳播”觀念，是指新聞學研究要跳出單純新聞傳播的框框，從社會與公眾的視野來觀察和研究新聞傳播現象。在這種觀念指導下，傳播成了全社會和全體公眾共同的事情，傳播活動對社會發展、對人類文明與進步都將產生重大影響。2001年我所提出的“媒介教育大眾化”，是指媒介教育要跳出院校和專業教育的藩籬，走到社會和民眾之中，讓普通百姓也能夠掌握媒體和傳播的相關知識。它的根本目的在於讓民眾了解、認識和掌握媒體傳播的基本知識，以便更好地利用媒體傳播為社會發展和人類自身的文明與進步服務。這兩個概念的確有著內在的聯係。媒介教育麵向大眾，是實現大傳播這一目標的基本條件，因為大傳播需要民眾的參與和支持。
其實在西方一些國家，媒介教育已經不僅僅是專業教育，而成為一種普及性的社會教育。這種做法的根本意義在於讓公眾了解媒介，並學會正確地運用媒介更好地為自己服務，並能自覺地參與對媒介的監督與批評，使得公眾不再隻是媒介傳播的被動接受者，更是媒介的主人。我想這件事情是一項社會係統工程，首先需要建立一定的組織機構來監督和協調，像香港就有專門的傳媒教育協會。再一個是要努力促成媒介教育的社會化係統，使不同年齡、不同階層的人都可以通過多種渠道獲取媒介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