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化”是“轉型期”中國文學“欲望化寫作”盛行的總體社會文化根源。文學可以寫“性”，但應該停留在“人性”、停留在“美”上。在極大地滿足了物欲的需求之後，該怎樣為人類繼續保留和創建一方精神空間，抵製心靈物化，使人類幸免於物質環境下新的沉淪與麻木，挽救“人”於新的“非人”境遇，這是當下作家創作所麵臨的時代新課題，解決不好這樣的課題，算不得真正的時代作家。
前言
“轉型期”（特指中國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的這段曆史時間跨度）的文化形態，有學者一詞以概之——“眾聲喧嘩”陳曉明： 《分化的時代： 眾聲喧嘩與獨領風騷》，“原道”網論文。，這無疑是非常形象和到位的。文學藝術是時代文化的主要構成，文學創作的狀態無疑是時代文化的主要狀態，“眾聲喧嘩”其實也成了轉型期文學創作的基本狀態。當然，在筆者看來，這“喧嘩”聲中，自然主要是生命的湧動和活力的迸發，但也毋庸置疑會有動物式的宣泄和臨死前的呻吟。健康的審美性的文藝應該是前者，而非後者。文學藝術是時代社會的一麵特殊的鏡子、一扇特別的窗口，創作、作品和作品的接受情況永遠是打開時代人類靈魂的心理學。通過作品來探視時代脈搏，拷問作家靈魂，這應該是文學批評者永遠推卸不了的重要責任之一。居於這樣的認識，以下筆者試圖抓住轉型期文學創作“欲望化寫作”問題進行一些個人化的社會學文化學上的思考與批評，以求教於方家。
一、 現象的描述與批判
打開上個世紀90年代（以下簡稱“90年代”，或“轉型期”）以來的中國文學文本，有一個前所少有的創作奇觀，這種奇觀很多時候也可以視為“畸觀”，那就是文學作品中“性形象”在滋生蔓長。文壇似乎變成了一片騷地，到處有本能欲望的呻吟，到處是春貓在尖叫，無性不成書，處處要寫性，無論是老啟蒙、新啟蒙、知青作家，還是現代先鋒派作家，都是如此，更不用說是新生代、新新人類、美女作家、美男作家……在“新寫實”、“個人化”、“私人性寫作”、“身體寫作”、“下半身寫作”、“女性（或女權）主義”、“另類文學”等令人眼花繚亂的旗幟下，90年代作家一改80年代作家寫性時那份矜持，那份遮遮掩掩，紛紛變得大膽，變得一覽無餘，甚至是赤裸裸的“動物凶猛”……無疑，9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文學創作確實泛濫開“性形象書寫”的時代狂潮；性形象構造的渴望與狂歡，無疑又成了轉型期文學創作“眾聲喧嘩”多聲部狀態裏的一段響亮的同時也往往是刺耳的雜音。
不用說，文學是可以寫性的。“題材無禁區”這應該成為自由文明社會的一個藝術準則，關鍵是，作家該怎樣寫性？這裏就存有一個藝術尺度的問題。勞倫斯的性愛小說以健康為尺度，在性愛的天地裏給讀者展現一幅幅美好、自由、人性、生命的世界，勞倫斯因此而成為世人尊敬的文豪。相反，以偽道德為麵具，不自覺間卻處處暴露出來性虐待（尤其是對於女性的）和性自虐的把玩心態的中國明代小說《金瓶梅》卻成了曆來有識之士的詬病，“蘭陵笑笑生”為此也隻能在後來的所有到來的文明社會人類道德幕後鬼鬼祟祟地存在。沒有人敢否定《金瓶梅》在社會曆史甚至文學史以及“房中術”方麵的意義，但僅僅這些意義（或這些意義占絕對位置）文字顯然不能成為文學，甚至隻能成為“反文學”，人們給《金瓶梅》定位為“黃色小說”，就是這個道理。當然，文學不是道德，簡單的道德評價，隻能是扼殺文學；但試圖完全繞開道德，或完全通不過道德的評價，文學曆史證明，那樣的文學也絕非真正意義上的文學。文學必須具備最起碼的人類“道德”標準，這個標準就是人性，更具體而言，是人性裏的人道主義。錢穀融先生對這個方麵有詳細的論述，具體見其著名的“文學是人學”相關理論。作家通過作品全部形象流露出來的創作傾向性（不可以簡單地等同為政治思想傾向，而是包括政治思想傾向在內諸多情感思想因素的“混合流”，是一種在閱讀時往往說不清，但又顯然能把握到的作家對於人類態度的總體情感定向）是人性還是反人性、人道還是反人道，這個最起碼的標準成為劃分一個文本是文學還是“非文學”（甚至於是“反文學”）的最後分界線，完全缺少這個“最後界線”意識的作家肯定不配稱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