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棄醫從文”和“棄文從醫”這樣的話題，在一定程度上說，已經成為了橫亙於整個現當代中國文學話域裏諸多“現代性”問題其中之一，值得深入探討。從根本上說，二者都是“時代作家”（具體為“現代作家”或“當代作家”）思維（處世理念）上的一種有意的偏頗，但這樣的偏頗恰恰體現出具體時代作家的生命本質——對於人類（包括作家自身）生命的真誠和悲憫情懷。所以，這樣的“時代作家”的偏頗，在一定程度上就成為了一種“有意味的偏頗”。
引子
最近看邱華棟著的《文壇高峰對話》一書，發現其中一段邱華棟與閻連科的對話，頗有耐人咀嚼的地方。當邱華棟發問：“你說你想棄文從醫，這和魯迅剛好相反，這是怎麼回事？”閻連科這樣回答：“這是因為我切實地體會到，文學的力量是非常薄弱的。社會是一堵四麵不透風的牆，而文學隻是從這麵牆下一掠而過的微風。魯迅是看到我們這個民族有著巨大的悲哀，比如國民性問題，他認為這個問題是我們民族的瘡疤，是萬傷之源，他企圖用文學作品來療治這種創傷，來切除我們民族身上的這個瘤子。所以，他棄醫從文，為根治國民性這個問題寫作一生，也戰鬥了一生。其結果呢？就是如上所述，國民性問題不僅仍然存在，而且更為複雜，更為根深蒂固，這是我感覺到文學的力量不能超過文學自身的範圍。我們不能希望文學像手術刀一樣，能手到病除。在我十幾次到艾滋病村之後，我深刻地體會到，那些農民需要的不是文學，而是醫療。我想我如果是個醫生，我將給他們帶去切實、具體的幫助，可是我是個作家，我不能給他們帶去這些。老實說，我們寫的那些小說，在鄉村這個土地上生活的農民，他們是不需要的。他們決然不看我們的作品。這不是說他們看不懂的問題，而是說他們從根本上就不需要這些東西。這是一對矛盾，他們是我寫作對象，是我們寫作的原型，是文學的原生活、原故事，可是他們卻不看這些，不關心這些。所以，我有棄文從醫的念頭。當然，這也都是念頭而已，我年齡已經不允許我丟掉文學去做別的任何事情了。”邱華棟： 《文壇高峰對話》，江蘇文藝出版社，2009年，頁21。
讀完以上對話內容，筆者不禁產生一連串的疑問： 第一，閻連科的回答透露出怎樣的作家處世理念？又該怎樣來認識閻連科回答中所涉及的魯迅現象？它們是否同樣是“時代作家”的偏頗？怎樣來看待這樣的偏頗？第二，作家該為或能為誰而創作？更具體地，新文化運動以來，那些純粹以療救別人（比如閻連科所說的“農民”）為宗旨的“精英文學”，在這個“文化多元”、“雜聲共處”、“太平俗世”等特征越來越明顯的當下時代，還能有多少回旋餘地？第三，作為“時代作家”，怎樣來認識自己的“生命本質”；或者，作家生命有沒有一種本體性的規定，即所謂的“本質”呢？如有，該怎樣描述？等等。這些疑問可以進一步概括為有關“時代作家”思維（處世理念）的“偏頗性”與“作家生命本體”關係這樣一個總的文論話題。這樣的話題，在一定程度上說，已經成為橫亙於整個現當代中國文學創作話域裏諸多的“現代性”問題之一，值得文學理論深入探討。
一、 “棄醫從文”和“棄文從醫”都是“時代作家”的偏頗顯然，從閻連科的回答看，這裏邊至少可以挖掘出兩個方麵總共三個層次的偏頗。
第一個方麵，魯迅“棄醫從文”的偏頗。因自己所處的時代及個人經驗——中醫“害死”他的父親，以及自己留學過程中處處親眼看到的“看客國人”普遍麻木、糜爛了的“國民性”，魯迅清醒地認識到，在他的那個時代，對於國家和他個人而言，切除民族文化精神毒瘤的緊迫性甚於療救國民軀體的各種病痛。於是，魯迅毅然決然要更弦改轍，“棄醫從文”，進行一輩子的文學創作，以絕對的逆子形象，甩筆潑墨當標槍匕首，與封建禮教文化展開殊死拚殺。魯迅的拚殺成全了他作為“中國民族文化脊梁”的生命宿願。同時，作為封建文化的決裂者，魯迅對於傳統文化的批判，顯然是刺刀見血、招招致命；但也因此難免有時存在著矯枉過正的地方，比如魯迅對於中醫的否定，從今天的角度看，顯然並非完全科學。何況作為人類生命體之一——“一個人”存在的魯迅，因他特殊的、也是艱巨的人生選擇，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魯迅確實沒有周全地照顧好自己的生命，至少在對待自己的身體方麵，作為文化鬥士的魯迅，終其一生，可謂殫精力竭，一輩子隻能是一副瘦硬的憂患模樣。魯迅終於不可避免地積勞成疾，以致早早離開人世。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生命本體性的遺憾。這遺憾多少也證明了魯迅處世理念的偏頗。但毋庸置疑，正是這樣的偏頗成全了魯迅作為一名現代作家的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