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閻連科分屬不同時代社會的人，但他們所處的時代社會的性質卻又有著相同（或相近）的一麵，這就是同屬於“轉型期”。確實，魯迅和閻連科無疑都是偏頗的；但他們絕對不是一般人的偏頗，他們的偏頗其實是“時代作家”“有意味的偏頗”[英］克萊夫·貝爾於1913年出版的《藝術》（英文版）一書，第一次提出了藝術是“有意味的形式”這一著名的“美學假說”，這裏借用其中副詞——“有意味的”來限定所論問題，意欲指明所論問題具備了相應的“美學意蘊”價值。——即“時代作家”思維（處世理念）上的一種有意（具備內在美學追求）的偏頗。有這樣的偏頗，才使得魯迅和閻連科們終於成為了真正的“時代作家”。這個所謂的“時代”，具體到魯迅，就是他所處的“新文化運動時代”，即現在一般人所言的中國現代社會開端時段。在那樣的時段，新舊文化你死我活、殊死拚殺，社會結構崩塌斷裂，人世滄桑巨變非常，是名副其實的“轉型時期”。而這個所謂的“時代”，具體到閻連科，那就是他所無法回避的當下中國社會時代，即現在一般人所言的“改革開放”所引發的“轉型時期”，其社會巨變及因此所引起的國人心理落差、精神激蕩是時下有目共睹的。但僅僅相對於作家本人而言，這個“時代”，可以進一步具體為“當代”。魯迅的“棄醫從文”和閻連科的“棄文從醫”，從文學活動的角度看，它們都具備了鮮明的“當代性”。所謂的“當代性”乃“當代文化思潮、思維方式、精神狀態和現實人生取向的一個彙合的、深厚的文化結晶”楊匡漢主編： 《共和國文學六十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17…僅僅糾纏於魯迅或者閻連科偏頗的語言語法層麵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但如果能深入挖掘他們偏頗的話語意義層麵，即深入挖掘魯迅、閻連科這樣具有代表性的“時代作家”人生遭遇及其創作生命所蘊含的文化美學意味，這應該不失為有價值的文論探討。
1. 魯迅“棄醫從文”的偏頗——現代啟蒙文學使命感和啟蒙精神尖銳性中國現代文學肇自於新文化運動。內憂外患的國家、積貧積弱的國民，這些險惡的社會現實，使得新文化運動主將們從一開始即主動選擇了啟蒙的民族大任。尤其是魯迅，他清楚地發現國人的肉體和精神全被捂在悶熱的“鐵屋子”（封建專製文化）裏這樣的慘境。所以，對於魯迅而言，所謂的啟蒙，那就是掀開“鐵屋子”，讓國人可以“走出去”。魯迅選擇的方式是通過新文化——小說和雜文——的“呐喊”搖撼，喚醒民眾，進行反抗。為了喚醒民眾，新文化運動主將們似乎都變成了“神”——東方的普羅米修斯，他們紛紛盜來西方的德先生和賽先生（科學和民主），滌蕩千百年以來老祖宗的全部文化餘孽，具體為皇權專製或官僚文化的毒害。他們欲通過文化的革新，為中華民族開辟出一條通向民主富強的現代文明之路；重塑國民精神，避免國家覆滅，重整社稷乾坤。因啟蒙文化的需要，精英分子出現，魯迅無疑成為了精英裏的精英。
所有“精英”的存在其實都必須有賴於“普遍的不平等”這樣的社會現實基礎。在文化上，魯迅的那個時代，這“不平等”具體表現為： 一方麵是少數清醒過來的文化先哲，比如像魯迅這樣的接受西方文明洗禮的學者文人，他們焦急地呐喊著，甚至於不惜付出生命的代價；另一方麵是那些為數眾多的長期以來深受封建專製文化壓抑的勞苦百姓，尤其是“農民”，他們普遍地愚昧懦弱、麻木不仁。沒有精英者的催醒，國人將永遠沉睡於漫漫的黑暗中直至僵死殆盡。可以說，這正是啟蒙文化的預設。這樣的預設，使得中國新文學——現（當）代文學從一開始就限定了它的格局——文學不可能是自由的，文學必須肩負使命。現代文學從開始就是真正的使命文學，啟蒙就是治病救人；這病不是一般的病，而是精神上的病，是整個民族的疾患，其病根潛藏於現實的專製文化之中。欲取得啟蒙的成功，徹底根除民族的疾患，則必須像魯迅所說的那樣，得“聽於將令”。於是，文學變成了精英們進行文化啟蒙的尖銳武器。所以，與其說魯迅“棄醫從文”偏頗，不如說這是現代啟蒙文學的使命感驅然；魯迅的偏頗，本質上是啟蒙文化的尖銳，是一種義無反顧、毫不妥協的反抗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