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袁鼎生教授的觀點，從總體上看，人類的審美形態目前為止已曆經三代： 最初的階段是“依生之美”，其次是“竟生之美”，現在則開始步入“整生之美”袁鼎生： 《審美生態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2年…袁先生這樣的美學代際劃分，其依據無非是人類實踐（認知並且駕馭自然）能力的不同階段。在最初的時代，也就是所謂的“前現代”，人類意識處於蒙昧狀態，駕馭自然能力嚴重不足，大自然是人類敬畏的“神”，冥冥中左右著人類命運，人類隻能依附在大自然威力下戰戰兢兢地生活。這個時代的人類審美形態當然隻能是“依生之美”了。隨著曆史向前推進，人類掌握客觀規律逐漸增強，一代一代積累，終於產生了真正意義上的“科學視野”，人類也從此步入了自己所命名的“現代”。這個時代，人類憑借著理性思維、科技力量，不斷地給大自然“祛魅”，“人化大自然”。人類與大自然變成了對立與競爭的關係；並且，人類越來越膽大包天，肆意搶奪資源，隨意蹂躪環境，其結果是人類在極大地發展了自己生產力的同時也導致了地球不堪重負，招來大自然懲罰。建立在機械的對立的工具理性基礎之上的工業時代人類審美形態當然隻能是“竟生之美”了。物極必反，地球生態嚴重危機，促使人類終於真正地覺醒了自己的生態意識，認識到人的存在與自然的存在尤其是地球生命息息相關，人類隻有與大自然和平相處才能真正地保全並進一步持續發展自己。這種新的係統的整體的和諧意識的出現，人類的審美時代終於可以開始踏入“整生之美”的新紀元。
這並非說過去時代人類就根本地缺乏了“生態意識”和“生態審美”。曆史是一個不斷演進的過程；文化的產生，審美的變遷，文學的創新，遠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持續不斷的發展變化過程，其間可能還會有反複，即所謂的螺旋式上升。張皓先生就曾有言：“在中國生生不息的大地上，很早就萌生了關愛自然、與自然同樂的生態觀。如孔子提出‘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莊子追尋著‘與麇鹿共處’的境界；陶淵明敞開‘複得返自然’的心懷；杜甫直抒肺腑： ‘山鳥山花吾友於’；柳宗元移情於山水魚鳥；張載提出‘民胞物與’。他們尊重自然、鍾愛自然、傾慕自然、樂於融入自然，主張人與自然的親和關愛。這種關愛自然的精神一直在中國作家心中湧動。”張皓： 《中國文藝生態思想研究》，武漢出版社，2002年。張皓所說的情況在西方也大體如此。就連倡導理性主義的啟蒙時代大師盧梭都有這樣的舉世名言：“大自然是人類的第一情人！”其實，早在人們還欣欣然陶醉於征服自然所獲得的“豐功偉績”的時候，恩格斯就已經指出： 對於每一次破壞自然界的行為，“自然界都報複了我們”恩格斯： 《自然辯證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頁517…所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提出文學的“生態關懷”也並不意味著就可以徹底地否定、拋棄文學的“人文關懷”。從邏輯上講，文學屬於人類特有的文化現象，而隻要還是文化的，就隻能是人的文化；換個簡單的說法，文化隻能有一個服務的對象，這個對象就是人；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說，文學的人文關懷價值是永恒的。
但又應該看到，“人文關懷”是產生於特定的曆史時代——現代工業社會時代的一種文學價值論；既然是曆史的，就難免會有局限。舉個例子說明，“人文關懷論”在當下時代如果真的遭遇到類如胡發雲小說《老海失蹤》胡發雲： 《老海失蹤》，《中國作家》1999年第1期。中所描寫的那樣——一邊是遭受環境破壞和人為獵殺而瀕臨滅絕的珍奇野生動物烏猴，一邊是封閉愚昧落後窮極思變喊著要吃飯要修路要發展要致富（甚至根本就沒有多少力量可以喊出聲音來）的偷獵山民，兩邊正針鋒相對劍拔弩張，這個時候，該怎麼辦？人與動物，要保護“誰”（進而要懲罰“誰”、槍斃“誰”）呢？這的確是一個兩難的選擇，一個繞不開的時代新課題。如果僅僅還隻站在過去時代那種機械的“人類中心”、“人類本位”思維立場上，緊抓著現代社會傳統的“人文關懷”不放，大行工業時代的“人道主義”（而不是相反的類如作品中主人公老海那樣所堅持的“猴道主義”）的做法，其後果自然可想而知了。依此類推，那麼，整個地球生態的厄運恐怕也就可以預見了！工業時代，人類對於自己所能唯一依靠的地球家園所進行的惡行罄竹難書。其背後，不能說人類的所有這些惡行都是盲目的、自發的，是無辜的犯錯。隻要細致考究現代發展史便可以發現，現代社會那種機械的人類本位主義文化價值觀（其中自然也包括傳統文學價值論裏的“人文關懷”）其實難逃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