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鬼魅思維與南方寫作(2)(1 / 2)

確實,嶺南多山、封閉;同時,嶺南還多水,江水沿著山穀環繞山巒日夜不息奔向大海。這樣的地理環境顯然容易給生活在這裏的人帶來了貧困、落後和迷信(這在傳統社會時代是非常明顯的),但也因此而膨脹了他們的包括想象力在內的向外擴張力。據考證,東南亞一帶的現代居民中許多人是生活在嶺南的古越人向東遷徙所傳下的後裔。3000多年前,居住在廣西等地的中國古越人是一個崇尚太陽的民族,他們從廣西、廣東出發,經過印尼、太平洋的斐濟等島嶼構成的鏈形地帶,一島一島地往東方尋找太陽升起的地方,最後到達了南美,比哥倫布1492年才到那裏早了2000多年劉紹衛: 《重新發現廣西文學》,《南寧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8年第1期…跟山地條件相連,南方人古來就有“信鬼而好祀”的習俗;受這樣的傳統影響,南方作家在想象力方麵往往表現出特有的豐富和突兀奇特,尤其是,作家們往往在不經意間會自覺地借用所謂的“鬼魅思維”。這是一種非常古老的接近於原始自然宗教的非理性思維方式,其在結構故事情節或詩歌意象時特別地偏愛偶然性,常常讓“鬼神”直接參與人事,以求得出人意料的敘事或抒情效果。用這種思維創作的作家的作品常常具有“鬼氣陰森”的氣象,令人匪夷所思,歎為觀止。如屈原用巫辭寫成的《九歌》、《招魂》就堪稱是最好的典例。秉承曆史傳統,類似的創作思維在時下正活躍於中國文壇的一些南方籍作家——比如廣西著名作家東西、鬼子、林白等的創作(他們被當下文藝理論家們譽為“文學桂軍”骨幹)中依舊是普遍存在的。例如,東西在他早年寫就的長篇小說《耳光響亮》裏,讓因尋父不著而已經死去並在北侖河裏漂浮向前的“哥哥”牛青鬆的屍體在弟弟牛翠柏到來之後就不再向前漂浮了,它兜著圈子,努力要站立起來,很久很久,才又向前移動;鬼子在他的中篇小說《被雨淋濕的河》裏讓因含冤死去的曉雷屍體經過的那一條河莫名其妙地斷流幹枯;林白在她的長篇小說《一個人的戰爭》裏讓主人公多米的命運被讖緯所左右;等等。這些離奇的故事情節無疑堪稱是當下“南方寫作”“鬼魅思維”中的典例而廣為讀者熟悉。以下,以東西著名的短篇小說《我們的父親》創作思維為例就本話題再進行一些更具體的分析。

《我們的父親》故事梗概是這樣的: 父親進城往返於“我”、“我姐姐”和“我大哥”家之間,但作為子女輩的“我們”卻因種種原因(或借口)使得父親憤然離去。父親離開“我”家的原因是因為“我”要跟隨領導去“出公差”(其實是出去搞“色情腐敗活動”)——“我”為“升官”不敢得罪領導而沒有空在家陪父親;而“我”的妻子正懷孕,這給想吸煙的父親帶來了不便。父親離開“我姐姐”家的原因是當醫院院長夫人的“姐姐”沒有同樣地給父親拿消毒過的筷子,父親的自尊心受到了傷害。父親離開“我大哥”家的原因是當公安局局長的“大哥”太忙,不在家。父親在離開大哥家之後,終於消失了蹤影。後來,“我”苦苦地查找父親的下落,終於真相大白: 父親死了。在離開大哥家後,父親流落縣城街頭,被汽車撞死!父親死後,被當成無名屍體曾停放在姐夫當院長的那個醫院的太平間裏,但姐夫不知道那具屍體就是他嶽父的;而簽字下令處理(埋葬)父親屍體的正是縣公安局局長東方紅——“我大哥”,但大哥也不知道那具無名屍體就是“我們的父親”。在明確“我們的父親”埋葬地點——縣城郊外的亂墳崗後,“我們”想重新安葬他老人家,但當墳墓被重新刨開後,父親的墳墓裏卻一無所有……

“撞死被埋的父親屍體到底到哪裏去了呢?”這就是東西創作《我們的父親》“鬼魅思維”的關鍵所在,它像暗夜裏的幽靈突然閃現,又像晴天霹靂突然炸響,刹那間使人心靈戰栗,並不知不覺間把你引領到一個對於人性形而上的重大追問:“現代人,到底怎麼了?!”

是的,父親的屍體不翼而飛,是非常荒誕(即“鬼魅”的),但又是那樣地真實,因為,正常的讀者可以這樣解讀: 其實,不是“父親”不見了,而是“父親”不願讓他的這些後輩們再見到他,因為他無顏再麵對他自己的這些因“忙碌”而麻木了的為人子女應該具有的感情(親子溫情)的後輩們。而這樣的“後輩們”其實在現實生活中是那樣地普遍存在,正是這樣的一些活著但麻木了感情的“我等後輩”合謀殺死了“我們的父親”,殺死了傳統的那些最可寶貴的溫情、人性……

東西的《我們的父親》無疑是成功的。但又應該看到,東西的成功絕非僅僅因為憑借了“鬼魅思維”在內的傳統的地域文化特色(思維方式)所能完全奏效的。進一步說,東西的創作思維更具體地還必然地要與他所處的現當下嶺南文化中桂西北山區特有的地域文化——“紅水河文化”相聯係的。桂西北紅水河流域大山封鎖,土地貧瘠,長期普遍貧窮;這裏民族雜居,風俗駁雜怪異,雖有“劉三姐”所開創的壯族歌墟堪稱世界文化之驕傲,但大體匪盜猖獗、巫蠱盛行,迷信落後。當然這指的是從前(這種情況起碼持續到“近代”);其實,就到現在,這裏依舊是有名的“老少邊山窮”地區。當然,這裏同時又是優質礦產和便利水資源的聚集區,這些得天獨厚的因素,加上國家全麵的現代化建設尤其是西部大開發政策的真正實施,這裏的“當下”終於獲得了“後發優勢”的現代發展機遇,從封閉走向開放,從傳統走向革新,從前現代直接步入現代,甚至後現代。經濟上的巨大變革,帶來了文化上的劇烈震蕩;“現代性”植入“民族性”本身所難以避免的疼痛自然要成為了東西創作思維觸覺所無法忽略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