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百家。這個形象的苦難遭際同樣是根源於那個禁欲的時代文化。由於性愚昧，他同“我”一樣，也成為那一場“畜生交配表演”的熱情小觀眾。後來，他緊跟時代的步伐“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但他並沒有壓抑住自己自然到來的身體欲望。他跟因“我”的原因而遭受感情與自然軀體欲望之煎熬的知青女子（池鳳仙）終於像野狗一樣完成了自己的“成人儀式”，不過這場儀式馬上給他帶來了巨大的肉體和精神災難。他被已經“覺悟”起來的社員當場“捉奸”，當成“流氓分子”進行荒唐的批判。但這樣的批鬥並沒有真正地把他改造成為一個“純潔的脫離低級趣味的……接班人”。相反，他甚至成為“我”的強奸行為發生的“反向教唆者”。社會轉型之後，由於禁欲文化的緊箍咒瞬間鬆掉，他身體的欲望終於前所未有地膨脹開來，達到了為所欲為、不顧任何廉恥的地步： 吃著碗裏的盯著碗外的，妻朋友之妻（勾引張鬧，大搞婚外關係），開色情美容按摩院，以至於最後遭到了法律的嚴懲。
張鬧。她本來具備一個不錯的資源優勢——人長得靚麗，會跳現代京劇芭蕾舞。但她的命運同樣因“禁欲文化”而開始無辜地走上了罹難的凶程。她美麗的身體無意中卻成為害死自己表哥（趙敬東）的元凶，也正是這美麗的身體，終於導致“我”的強奸行為和鋃鐺入獄。而這些因果反過來又成為了她自己命運的因果——她不得不變成一名誣告者和生活作風有問題的演員，成為人人可以唾棄的“破鞋”。在剛到來的社會轉型時代裏，張鬧無疑還堅強地殘存有對於未來生活的美好理想的。為了滿足自己正常的身體欲求，她勇敢地推翻了自己的誣告，使得“強奸罪犯”的“我”終於在八年徒刑之後重見自由天日，但還是因為“我”“性愚昧”的原因，她終於徹底地失望了。在這個“物欲”可以自由伸張的商業時代，張鬧被自由的本能欲望所牽引，她終於徹底地破罐子破摔，完全地蛻化成一頭“欲望化的母獸”： 造假結婚證拖住“我”不放，勾引“我”上床，騙走“我”的錢；水性楊花，見誰性誰，隻要是男人（有錢的）便可以上床，以至於最後連自己孩子的父親是誰都搞不清楚。
綜上所述，我們看到了東西《後悔錄》對於現代人性的揭示和批判： 禁欲時代，人的身體受到非人性的政治和偽道德文化的壓製；縱欲時代，人的身體又受到“物質世界”的誘惑和征服。在“禁欲”或“縱欲”之間，人類泛濫開的隻能是動物式的“性交”，卻缺少了作為人類行為應該有的“性愛”。人類在“性交”中必然退化或弱化了人作為人的本質，而異化成“非人”，成為“野獸”——像於百家，或成為“廢人”——像曾廣賢，這到底是誰的錯？讀者不禁要進入了“形而上”的痛苦思索！
故事——回到日常；認識——回到常識（這個“常識”絕非一般性的“常識”——如“意識形態化的常識”，而是生命本質性的常識）；語言——上升到純粹。東西小說寫“性”，但絕非自然主義的。東西作品中的“低俗的性”往往被作家有意的風格化語言技巧——“黑色幽默”、反諷等加以化解和升華，同樣也顯示出了現實主義作家通常所具備的那種“惜墨如金”的嚴肅的精神品質。他關注小人物的酸澀，通過平常人生的身體困惑，寫出人類時代情感變遷和心靈所遭遇的精神困惑，在現實的平常生活之上種植起人性痛苦的精神批判鮮花。在小人物平常的軀體欲望之上，寄托了遙遠深厚的人文關懷。無疑，《後悔錄》寫出了一種具有時代高度的小說品性。在這個把空虛的造假視為浪漫的想象或者把那些一味地描摹把玩“生理器官”（如所謂的“下半身寫作”之類）的小說視為先鋒的叛逆創作的時代，東西的《後悔錄》也許算不上時尚，但它這種深邃獨特的精神品質絕對地具有震撼力。
一般而言，作家創作隻要真正地意識到自己作品內容思想的廣厚深邃性或震撼力之後，其作品藝術形式方麵的追求便往往停滯了，像托爾斯泰寫《戰爭與和平》，作家到了最後竟不自覺地進入絮絮叨叨的道德說教當中，讓讀者多少感覺到閱讀的不快。但在《後悔錄》中，東西始終是謹慎的，他時刻沒有忘記藝術形式的重要性，在語言、結構、文本故事上都做了大膽的創新，努力做到內容與形式的渾然統一。此處簡單列出《後悔錄》中東西兩點新的突破：第一，用“後悔”意識來講述現代國人特有的“心理隱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