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甚者，王蒙確有把自己所精心塑造的女主人公青狐當成了一種勾引閱讀趣味的小噱頭的嫌疑。這一行為具體體現在《青狐》寫作過程和出版前後。真正閱讀過《青狐》一書的讀者，都可以輕鬆地感覺到，王蒙在創作《青狐》之前，他應該有可能進行過一段長時間的“世俗讀者心理揣摩”的，他因此而對當下世人對於欲望對於狂歡對於性的渴求了如指掌，說不定王蒙還暗暗地對“女性主義”、“身體寫作”、“美女作家”、“下半身寫作”等這些方興未艾的新秀們的創作豔羨不已……但王蒙始終是一個立場堅定的黨員作家，他絕對不至於沉淪到流行文化的泥潭裏去，更不會成為文學創作上的拾人牙慧者！在真正創作《青狐》的時候，王蒙是謹慎的，他基本上把那些時尚圖書掃翻在地，而僅僅化用其中的某些字句道理作為噱頭——王蒙真的無暇也無力顧及什麼女人呀性愛呀，作家隻能忠實於自己熟悉的生活，而王蒙的生活是跟中國1949年以後直到上個世紀末為止文壇政壇上的榮辱爭鬥、官宦沉浮緊密聯係在一起的，這是一個王蒙自己剛剛走過來的“宏大敘事”時代，作為那個時代的主角之一，王蒙自然來不及顧及所謂的“女性個體的性與愛描寫性筆墨”這些小瑣碎。作家都隻能憑借著經驗記憶來吃飯，沒有人可以做無米之炊。作家所處的時代曆史文化背景製約著作家的創作視野，而王蒙所處的“文化背景中，多的是政治意識形態，缺的是人道主義、人文精神”黃偉林： 《中國當代小說家群論》，頁108…一句話，是人性內容差不多被抽空了的時代。但，少年得誌、中青年曆經坎坷、中年之後重返文壇政壇呼風喚雨的王蒙，一生追索，一生才氣，他當然不會是環境擠壓下的政治應聲蟲！善於反思曆史構成了王蒙小說最亮的光環，但王蒙小說的光環不可避免地也存在巨大的暗影，那就是對具體的人性問題的關注顯得力不從心，缺少深入描繪人性細節的筆力，對於人性中的自然性往往采取的是匆忙回避的做法，這是一種時代的局限。王蒙清楚自己這樣的局限，但他對超越這種局限卻沒有絲毫的熱情。王蒙在自己之前的“創作談”裏曾經有這樣的話：“每一個作家都有自己的特點，我是選擇社會主義作為自己的創作領域的，因為我的特點就是革命……讓我寫性愛脫衣？別說褲衩了，就是讓我把西服上裝脫下來，光著脊梁，那我自己也扛不住……”參見《中華讀書報》，2000年6月28日。王蒙真的不可能寫“性”的，盡管在創作《青狐》前後王蒙終於宣稱要“掄圓”了來寫，但他最終沒有寫！是什麼使得王蒙終於拿不動筆杆子來寫“性”呢？這無疑與王蒙的人生經曆和見識修養有關。王蒙曾曆經長期的思想改造以至於他的文化理想變得非常的純潔，純潔到幾乎不需要肉體的程度，但這無疑也是一種病態。執著地貫穿於王蒙的學養境界當中的精神骨架主要有兩條，即“少共情懷和蘇俄美學”黃偉林： 《中國當代小說家群論》。，這使得王蒙的小說所能關注的對象大體隻能停留在社會宏大生活層麵（以政治為核心）；並且，在立場上，王蒙的小說也隻能始終相應地不脫離主流意識形態的規範，王蒙是名副其實的“右派左翼作家”同上…王蒙最在行的是用老辣而搖曳多姿的雜糅藝術揭示自己剛剛走過的文化政治舞台大曆史，揭示它的虛偽，揭示它的沉重，揭示它的無奈，一切都拿來拷問，包括明智和善良也不放過（比如《青狐》中有關錢文的筆墨）……通過曆史，王蒙小說要關注的是“社會的人”、“大寫的人”，當然往往也是“無性的人”，這種創作自然有它非常神聖的目的，但許多具體的人性生態因此而被遮蔽起來也成為了在所難免。人性應該是多層麵的構成，除了人的社會性、文化性，當然也應該包含有人的自然性。這些因素相依相存，缺少了任何一方麵，便稱不上是健全的人性。隻有精神沒有肉體的人性隻能是中世紀禁欲主義者的虛妄，王蒙的小說在一定程度上沒有逃離開這樣的虛妄。如果王蒙本身就是一位精神至上的“純靈魂”的探索者（如張承誌），這樣的虛妄顯然自有它的真誠在而無可厚非，但可惜不是這樣（也不可能是這樣）。也許，王蒙的初衷是要做“純粹之精神”的探索的吧，隻可惜王蒙又清楚地看到，當下讀者大多是因追求金錢和享樂而麻木了所有的閱讀神經的消遣者，把作品寫得正兒八經一臉土灰肯定隻會導致無人理睬的尷尬。於是，王蒙在自己轉型時期的“季節係列作品”裏頭又習慣成自然地最後都走向了徹底的寬容和輕鬆，甚至於不惜代價人為地製造一些噱頭（比如在本不寫“性”的文本裏硬拉出“性”來做招牌），以迎合芸芸俗眾。為了迎合，也為了自己的活路，在《青狐》出版前後，王蒙甚至於不惜父子倆齊上陣，與媒體進行過一係列頗有些曖昧的“勾結”動作，以“性”為廣告製造閱讀賣點……在這個喧囂而昏暗的物欲時代，王蒙確又獨長著一雙夜老貓般的亮眼，他諳熟當下中國文壇商業化操作的所有伎倆，於是王蒙這一方麵的悲哀其實再一次證明了王蒙的精明、老練和世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