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是軟刀子殺人！徐蘊昌暗忖父親哪裏拿得出這筆錢，即使變賣家財，也湊不齊呀，便說：“小本生意，哪裏有那麼多錢！”
“沒有贖金，別怪我們不客氣。”“不客氣又怎樣？”
“那就——”林老板把手一砍，那分明是“撕票”之意。徐蘊昌冷笑著說：“我這條命，可不止五根金條吧！”“你——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我鬥膽請教林老板，這幅《吹簫引鳳》是世傳還是買來的？”“哦——你倒識得這畫！買來的，你想買嗎，諒你也買不起！它花了我六百大洋！其實價格不止於此，賣主急等錢用，才賤賣的。”“哼！六十塊大洋賣與我，我都不要！贗品——假的！”徐蘊昌口氣如此肯定，出乎林老板意料之外，驚詫之餘，便問他何以見得？
徐蘊昌不慌不忙地說：“這裘鷹是明時‘四大家’代表人物之一，以工筆濃墨重彩見長，他既工設色，又善水墨白描，論畫者說他‘發翠豪金絲丹縷素，精麗豔逸，無慚古人。’裘鷹因為少時當過漆工，特別注重色彩，他的畫鮮豔明朗，不同一般。仿作得雖是刻意追求色彩，但筆力不逮，線條顯得拘謹。這是就整幅畫的氣韻推斷的，此其一；話說回來，若僅憑氣韻，也還沒有十分把握，因為同一個人，青年時的筆法自然沒有中壯年的圓熟老到，生澀拘謹也是常有的。破綻就出在他用印上，裘鷹字實夫，號中洲，這‘中洲山人’的圖章，是他四十歲以上才用的。請林老板想想，這青年時期作的畫，用上中壯年後才啟用的印，這是仿畫者的疏忽。他這疏忽也就留下偽作的證據。”
林老板立即十分懊喪地說：“這麼說這畫毫無價值了？”“有價，但值不來六根金條。據我推測，這畫大約在清朝後期中由人冒名仿作，流傳於世的。至於為何推斷成於清末，這得從用紙、墨、裝裱用絹等諸多因素來推斷，不是三言兩語能講得明白的。林老板是行當中人，想來不用我饒舌了！”
林老板沉思有傾，說：“徐先生所言確有道理，我不明白的是，你年紀輕輕，讀的又是西式大學，何來如此造詣呢？”
“說來慚愧，家父是四川有名的裱畫師，經他手修補過的名作以千百計，我自幼耳濡目染，拾人牙慧而已。若是林老板不介意，我倒願效犬馬之勞，權當將功補過吧！”徐蘊昌講出剛才想好的話，靜等對方答複，他知道這是自己解脫困境唯一的機會了。
“好！”林老板眼裏露出意外的驚喜，“先試用你三個月，隻要有所作為，一切繼往不究！”
二人一拍即合，林老板慶幸自己意外地獲得一名鑒賞字畫的行家，徐蘊昌慶幸自己絕處逢生。當然，事後許久他才知道，根本沒有什麼“三姨太”，那不過是寶昌閣花小錢請來的妓女，他們用這種法子，在江輪上宰了不少好色之徒，狠發了幾筆厚財。
三個多月，徐蘊昌盡心盡力，不敢怠慢，確實為寶昌閣作成了不少生意。因是戰亂之時，許多收藏字畫的人，都急於出手，換取現洋，以備急需之用，福昌閣趁機殺價買進，的確獲得不少珍品。這一來，為辯真偽，徐蘊昌的鑒別就顯得特別重要了。但他不明白，林老板對珍品隻買不賣，何來如此雄厚的資本？直到有一天，林老板把他引見給日軍駐漢口的最高長官龜田，他才恍然大悟，明白寶昌門牌號不過是日本人掠取中國文物的幌子而已。
當麵和日本人打交道，徐蘊昌一口流利的日本話起了大作用，他深得龜田賞識，不久就被任命為寶昌閣襄理。繼續從事為日本人巧取豪奪的營生。
丁信誠進入《申星報》工作後兩個多月的一天，副總編把他和另外兩位同事召進辦公室，一位是精通英語的張英小姐，另一位則是與丁信誠同組的黃斌先生。
副總編一捋鬢角白發，神色嚴峻地說：“不用我多說諸位早有所聞，工部局近日頻頻對我報提了警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又在報館附近出沒，昨夜總編與我分析商討多時，覺得形勢嚴峻。看來，繼《社會晚報》之後，日本人要向我報下毒手了！”
副總編把話停住，喝了一口茶，辦公室裏一片沉默，《社會晚報》立論鮮明，宣揚抗日救國，主編蔡鈞徒正氣凜然，寧折不彎，不顧主管上海報業的工部局多次警告，依然我行我素。近日他慘遭日本人殺害，他的頭顱還被高懸在薩坡賽路南口的電線杆上，“以儆效尤”。這事當然震驚滬上，更給上海租界報業刮了一場颶風。有人噤若寒蟬，銷聲匿跡；有人遠走高飛，不知所終；也有人改換門庭，苟且求生。上海《申星報》何去何從，自然成為員工們關注的焦點。可丁信誠等人推測副總編定會有所安排，便靜等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