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沅甫呀，這裏的事情太複雜了。”經過一番很久的深思熟慮之後，曾國藩終於鄭重地對弟弟說，“恭王器局開闊，重用漢人，這是恭王的長處；但恭王又過於聰明剔透，晃蕩不能立足，這是恭王的短處。金陵初克，皇家內部便起矛盾，可以看出西邊的太後容不得才大功高的叔子。而叔子又不甚檢點，終於給嫂子抓住了把柄。一個回合下來，叔子敗給了嫂子。同治八年，西太後派身邊的大太監安德海南下辦龍衣錦繡，被山東巡撫丁寶楨拿獲。奏報到京時，恰逢西太後觀劇。恭王與東太後商量後，殺了安德海。在恭王看來，以維護祖製來報當年的一箭之仇，甚是乖巧。他沒有想到叔嫂的怨恨又深了一步。近來為修圓明園一事，恭王又與西太後意見不合。令人擔心的是，這中間還夾雜一個醇王。醇王胸襟狹窄，才識淺陋。前年津案發生後，他甚至說出搗毀所有在京外國使館，趕走所有洋人的糊塗話來，於此可見他的才具。可偏偏他又愛出風頭，不滿其兄的崇隆地位。他又是西太後的妹夫。我已預感到，恭王總有一天會徹底敗下來，接替其位的必定就是那位七爺。而這一點，恭王自己似乎也有所意識，故有‘一場春夢不分明’的感歎！皇家內部的爭鬥曆來是國家禍亂的根源。李臣章那些人所說的娘偷人、崽嫖娼之類事情，或許沒有，即使有，也遠不能與此相比。這就是我剛才對你說的，不要再去想起複做官，安心落意守祖墳的原因所在。你明白嗎？”
這番話說得一等威毅伯目瞪口呆，驚恐不安，好半天才回過神來，心裏仍寒戰不止。
“大哥還有一句老話要對你說，那就是散財求福。”曾國藩從弟弟的眼神中看出了他心靈深處的震動，知道自己這番話能被他接受，於是改以平和的口氣說，“這一點，大哥我知道你受了很大的委屈。得老饕惡名，其實自己沒有占多少非分之財，這也是這些年來你心情鬱鬱的一個大原因。”
“隻有大哥你真正了解我。”聽了大哥這句話，曾國荃很覺寬慰，過後又憤憤地說，“不知哪個絕子滅孫的家夥取了這個名字，流毒全國。”
“《春秋》責備賢者，這是人之常情。”曾國藩笑道，“你也不必去打聽誰取的名字，既然能流毒全國，這就說明苛責你的人不止一個兩個。再說你也是得了好處。眼紅、妒忌，是人的通病，萬年以後也消除不了，唯一的辦法是散去一部分。散財分謗，這是古人常用的辦法。我常對紀澤兄弟說，名之所在，當與人同分，利之所在，當與人共享，也是說的這個意思。”
“長沙建湘鄉會館，我捐了一萬二千兩銀子。”
“好，這是一件積大功德的好事。星岡公在日，常說曉得下塘，還要曉得上岸。散財正是為了上岸。”曾國藩對弟弟這個舉動非常滿意，“今後湘鄉縣的公益之事，如修路架橋起涼亭，冬天發寒衣，青黃不接時施粥湯，等等，這些事，我們曾家都要走在別人前頭。弟出一份，我也出一份，還要叫澄侯也出一份。耗銀不多，卻可贏得鄉民稱頌，是件惠而不大費的事，何樂而不為！京師長郡會館多年失修，我還想邀李家、蕭家一起，合資重建一座。這事意義更大，影響也更大。這件事，就由你為頭如何？”
“行！”曾國荃爽快地答應。他跟大哥的性格截然相反。大哥是慎入慎出，不要一絲分外之物，也不亂給別人一文錢。他是不擇手段地大量攫入，同時亦毫不心疼地大把拋出，這正是他指揮的吉字營能打勝仗的原因。“我想在長沙建一個書局，就如大哥在江寧建金陵書局一樣。書局建好後，先把大哥的詩文奏章書信等刻出來，尤其是大哥在京師期間寫給我們兄弟的家書，當年對我們的教育很大，現在還可以用來教育子侄，刻印出來，定然有功於世。”
聽了這話，曾國藩心中大為欣慰，十分高興地說：“你有在長沙辦書局的想法，真是太令我歡喜了。金陵書局的許多現成設備都可以運到長沙去。小岑也老了，思鄉之情日增，正好叫他回去辦此事。弟成就這樁事，可謂有大恩於士林。但所說的第一刻我的文字，這萬萬不可。我的文字隻可留給後世子孫觀覽，不可刊刻送人。”
“為什麼？”曾國荃不解，多少比大哥官位低得多的、平庸無任何業績的官吏，一到晚年，唯一的大事便是四處張羅為自己刻集；又有多少比大哥才學差得遠的讀書人求人募款，甚至不惜像叫花子一樣地八方化緣，為自己刻個某某館主詩彙、某某齋文集，等等。大哥究竟是怎麼想的呢？
“我早年對自己的詩文很自負，見京師文壇稱讚梅伯言，頗不服氣，又常恨當世無韓退之、王安石輩可以談論。我一生若孜孜矻矻，窮究不舍的話，或許也可以寫出幾部像樣的書來，但可惜後來又不允許。對經史、對詩文，我都有不少與前人不同的看法，很想記下來，一吐胸中之塊壘。軍務政務太忙，無暇為此，我常為之惋惜不已，以為將成廣陵之散。趙惠甫笑我有漢成帝、明武宗那樣薄天子而好為臣下之癖，唉！”曾國藩歎了一口氣，充滿感情地說，“趙惠甫不理解我。我曾滌生出身翰林，長期埋首經叢史集，吟詩作賦、著書立說，才是我心中的帝王之業；帶兵打仗，安營布寨，這是迫不得已才為之的事啊！惠甫與我天天在一起尚這樣看待我，還不知後世子孫會怎樣誤解我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