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0月，是梅蘭芳先生的百年誕辰。早在這個日子到來之前，京劇戲迷和尊重民族文化的人們，都禁不住要在心底掂量一番：10月怎麼過？難道，僅僅舉行一個紀念大會？難道，僅僅舉辦幾場梅派京劇演出？要不要拍攝一部以梅蘭芳為主人公的電影或電視連續劇？讓今人回轉頭來，把大師一生的行程再望一望，可好？
早在1993年的秋天，一位中年電視大導演找到我，要聽聽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我回答，10年前，梅的家屬就找過我，要我和他們當中的一位，合寫一部電視連續劇。經過深入探討，曾設計了一個12集的電視劇的提綱，但是思來想去，硬是找不到梅蘭芳的扮演者。我們都曾屬意葆玖，但當時梨園正忙“承包”。葆玖正統領著北京京劇院三團的“一哨人馬”，不可能隻身進入電視劇劇組而棄梨園夥伴於不顧。就由於這一原因，當時拍攝電視劇的願望暫時擱淺；後來，我根據構思電視劇的某些意緒，更進一步搜集資料，才完成了《梅蘭芳與20世紀》一書的寫作。
10年過去，舊事重提，不免心潮起伏。我問這位中年大導演：“準備請誰扮演梅蘭芳？”導演回答：“還沒有想，先準備本子，再根據本子選演員。”
我覺得這種通行的做法不適合反映梅先生，恐怕得先找好了演員，再為“演員”寫戲。梅先生不同於所有的藝術大師，他是今人也是古人，京劇既是雅的藝術同時又是俗的藝術。梅曾傾倒了一代又一代的戲迷，戲迷對他太熟悉了，別說是錯一點，就連差一點都不行。同時，“男旦”這種畸形而又燦爛的文藝現象，至今已完全變為曆史概念，今天的青年恐怕是永難弄懂了。尋找能在當今舞台上梅蘭芳的扮演者，恕我直言，似還沒發現一個，連葆玖也有不小的距離。再有，一旦把舞台下的梅蘭芳刻畫得越真實，那種“男旦”的姿態和心態，又會使一般觀眾越發地感到不能接受。這，不知算不算“二律背反”？
盡管這樣，我在10年前就一口認定：扮演梅蘭芳的任務，隻能曆史地落到梅葆玖的肩頭。再不行，也是兒子演父親，差強人意，不行也是行，何況未必不行。更何況，10年來葆玖變化極大，舞台上越來越像晚年的梅先生，至於舞台下邊，由於他參與了各種社會活動的關係，說話時左右顧盼，即使下意識的一個動作，從各個角度來看都相當“圓”，應該說很有梅先生當年的風範了。
大導演發言：“如果是我拍，就準備從梨園外麵找一個‘生坯子’，至少，也要從梅派的外邊找。”
我聽了，沉思良久，感到大導演的想法很獨特，獨特的後麵自有其理論支撐。導演的最大任務是說戲，導演希望拍出一個自己心中的梅蘭芳，一個用新文化觀觀照出來的梅蘭芳。這樣的“梅蘭芳”，容易被外行接受，容易被不熟悉（甚至是抵觸）京劇的青年人接受，也容易被外國人接受。但是有一條，家屬、弟子乃至整個的梨園，卻是絕對不能接受的。在“梅”這個題材上，要想同時讓內行和外行喝彩是很難的，分寸感上麵差了一點，不是這邊喊“不懂”，就是那邊要和你拚命，認為你玷汙了他們心中的神靈。這，當視為拍攝此片的第一難。
第二難，是故事的情節很難編織。電影或連續劇不能沒故事，偏巧梅蘭芳的題材很難編故事。梅一生接觸的人無數，一生所做的“事兒”無數。整個時代的人和“事兒”，從各個方麵包圍並遮擋住梅蘭芳，反而把梅蘭芳性格的真正發展邏輯弄含糊了。不拍則已，隻要一上銀幕，人們就會不自覺地拿“這一個”和自己心中的“那一個”對號入座。這是一種對梅蘭芳的珍視之感，同時也是一種“可怕的”社會存在。大導演說，“我打算本子當中，隻有30%的篇幅是真人真事兒，其他70%都是虛構。”我隻能長長複長長地長歎一聲，“如果拍《齊白石〉，這辦法或許行；如果拍《瞎子阿炳》，這辦法或許更妙；唯獨拍《梅蘭芳》，恐怕就行不通。我雖然讚成大情節上要允許虛構，可一旦虛構起來，就要再三、再三地推敲。然而在細節上，又必須絕對真實，比如，您知道梅派和程派在水袖上的基本區別是什麼嗎？”大導演眨了眨眼，不明白我問這話的意思。我說，梨園有個說法，“一個是麵片，一個是口袋。”大導演又眨了眨眼，好像不明白這“麵片”、“口袋”和《梅蘭芳》這部作品有什麼聯係。這回，倒是我在苦笑了，“一個小小細節上的不慎，就可能推翻您的全部勞動。梨園中有句話，叫做‘不是這裏事兒’，一個小節骨眼兒上的失實，便會招致出這種議論——如果僅有議論，還算是最客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