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麥並不想隱藏著自己的思想不告訴別人！他在報章上把他的批評告訴世人：他對於將來的思考與以往的故事，都寫在一本書上。十年前，他曾計劃過，倘若歸隱的時候有閑工夫，他就寫出這樣一本書，那時候他並不為製作意誌所逼而欲為此，不過是理想。他這個人最不願意有閑暇。現在他要寫書卻有幾種動機，其中之一就是因為一個名叫科達的德國出版人，預備抵製挑戰，請他寫書，另一個動機既不是事後論成敗的智慧，也不是意在示教，“不過是狡猾”。換言之，即是渴望報仇雪恨。有幾年他的辦法都是利用關係不錯的作者，同他們商量好，敘述他的事業功績，對所有人或與幾個人，談他的功業。他會用一個裝飾家的寥寥幾筆，填補他曆史的空隙，現在要作最後的結賬了。
但是，俾斯麥的精神不是冥想的，他的使命完全是做事的。他是用德文創作的“美術家”，在他的許多演說與公文中，尤其是在他的書信與談話中，曾作了一篇用德文寫的文章，超過歌德以來的任何一篇文章（歌德是一位大作家，他的著作永垂不朽，卻無一件可議之事）。俾斯麥在他的自傳中，並不向我們展示一件美術品，而是展示一尊無頭部與四肢的石像，這並不是因為他年暮，被許多不滿意的事所震倒，當他歸隱的時候，對於時事，他還能夠口授極有異彩的論說、推倒一切的辯論；他晚年有時也寫信，幾乎還把從前那樣的有力的諧趣與非情緒的愁懷混雜在一起。
現在他坐在書房裏，想回頭追尋生平所走的路——說給誰聽呀？什麼是民族呀？民族兩個字有什麼具體的意義？民族有麵目嗎？當他的目的在於激動聽者的動作時，他為君主，又為帝國議會，他能夠在書信文件中與說話中，給他們以他的曆史的諸多可嘉的概略。現在卻不同了，這時候是一個問題，即關於把他的行事的一幅畫卷，給許多陌生人看。他的作文派頭，就是因為這樣，使他反對俗套的自傳。初時，他談及他的往事概略是“記憶與思想”，他並不嚐試給他所記述的諸多事實以過渡。所以他給德意誌人作為遺產的那本好書，並不是一頂王冕，其實是彙集了許多幾乎不貫穿，雖未嵌好，卻已雕琢得很好的諸多寶石。
他做文章有好幾種特色，其中之一就是在這本書內要達到極高點。這本書是由極累贅的句子組成的，別人用六七句話說的，俾斯麥都堆在一句裏。他在事實背後掩藏著全部感情，甚至於他的怨恨（因此更能打倒他的仇敵）；同時他有成見地選擇材料，以免世人批評他——凡此都是政客的手段。
因為俾斯麥與生俱來三樣元素的精神——傲性、膽氣、怨恨——當他寫他的記事時，仍能節製住自己，而且節製得很有效，他的自供就變作一個令人難猜度的人的真實寫照。這本書裏頭幾乎從未頌揚過一個人。對於他的先生們與他的上司們，王公們與代表們，同事們與屬員們，他都沒有一句讚美的話。他就是說一個人好，也並不是不留餘地的說好。羅恩是個真而又真的人，俾斯麥還要批評他兩句。隻有較小的人物，如斯提泛、霍倫斯泰因、施維寧格爾等，能夠免於被他毀傷名譽。當他的怨恨與譏刺發作的時候，無論什麼他都能說。他的主要目的自然在於擺出老君主的諸多長處，以顯出少君主的許多短處。即以對待威廉一世而論，他還免不了說幾句痛恨的話。我們若要知道他是怎樣對待別人，怎樣對待他的大小仇敵，莫如讀他的一頁自傳，他在這裏大寫特寫了一個完全不知名的日耳曼醫師，因為在俄都時候，這個醫師拙劣的療法，非常有害於他的身體。過了三十年後，他仍然不滿意於隻犧牲這個醫師，還要兩次發怒地提及那位大公爵夫人，因為是她推薦了這個醫師給他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