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生日那一天，德意誌人都來敬賀他，隻有他的老仇敵帝國議會（他們不肯慶賀他）侮辱他，他站在露台對著德意誌的少年們說道：“你們不要太挑剔。上帝給我們什麼，我們就領受什麼。我們受過許多辛苦，在其他歐洲的炮火之下得來的，我們也領受。這是很不容易得來的。”他在今天的慶賀日就是這樣很巧妙的拿一層薄紗蓋住了他的疑慮之處。聽他說話的學生們，抬頭看著這個老妖道，隻管抬頭看，卻不能理解他。
他的諸多疑慮之處隻是關於將來的；他對於過去並無所慮。當世的記載與書信刊行時，他十分注意。當一個銀行買斷他撰寫給曼陀菲爾的書信時，他說道：“我實在是忘記了這些信件裏頭說的是什麼東西，但是我知道，我從未寫過不可以公開的信。”
當刊行羅恩批評他的信件時，他是很高興讀的。他收藏了許多描繪俾斯麥的畫片，很高興地對客人描繪人們所說的俾斯麥的殘忍嘴臉，怒目，凶暴的眉。當他們把當學生時的一個石像模型給他看時，他像一個看相家一樣研究這個石像的麵目，說這位美術家錯了，不該既把他雕作古人模樣，同時又把他雕作一個外交家。他還說他的下唇常比上唇厚，這表明他性情執拗，雕的更細的上唇，卻表明他貪權。
當沒有機會表示鬥爭時，沒有挖掘出題目時，或當他獨自一個人坐下時，從遠處留心聽他一生的牢騷時，他絕不誇讚先前的光榮，卻害怕自己的冒險。他說道：“我一生都是拿他人的錢來豪賭。我絕不能預言我的計劃是否會成功。我管理他人的產業，是擔負可怕的責任的……就是到了今日，已經事過多年，我一想到無論哪一件事都不是那樣的結果，我往往一想，就睡不著。”
當喬安娜最後一次患病時他變得更加鬱悶。他很想同她一起死去。“我不願死在我夫人之前，我也不願意在她死後我還活著。”他按照她的想法送她到瓦森。她忍受了很多痛苦，幾乎不能動，俾斯麥現在很少自己執筆寫東西，他的哥哥死後，他親手寫一封信給他的妹妹，這封信說道：“我必須很小心不要讓喬安娜看見我自己的悲痛以加重她的愁悶；她的生機現在是很低的了，僅僅依賴於心理的支撐。我們今天得到比爾的不幸消息；他的腳風病又發作了……從前我隻要能夠去瓦森，就會很高興；現在假使不為喬安娜，我難以打定主意到那裏去。我想住在一個地方，永不離開，住到我入棺之日為止，我渴望孤寂……我是你的唯一的哥哥俾斯麥。”
到了秋天，喬安娜死了，終年七十歲。死前一個晚上，吃晚飯時，她還能夠同他說話，到了第二天清晨他走進她屋裏，就看見她已經死了。這個老頭子，這個被認為是最有魄力的人，赤腳，穿著睡衣，坐下來痛苦不堪，如同一個孩童一樣。她的喪失是絕對不能添補的了。同在這天晚上，他曾把他的政治生活的結局，與他的貞潔的晚年生活的結局相比，這是他兩樣生活的特色。他說道：“這個結局比1890年的結局更為令我在意，刺入我的生活更深……假使我此時仍然主持國政，我會埋頭於公事中的。但是連這樣的安慰都不給我。”
第二天，他從一個花圈上摘了一朵白玫瑰花，走進書櫥，取下一本《日耳曼史》，說道：“這將會分散我的心思。”
現在他的生活裏有一個空座位。她的安詳與信任的眼色所做到的，現在無人能夠為他做到了，無人能夠使他忘記了他的鬥爭與他的苦難。他寫信給他的妹妹，很可惜她住得太遠。兒子也是這樣。“瑪麗同我在一起，是一個很愛我的女兒……不過好像是借來的。我以前其實並沒有什麼親人，大地之上，我隻有喬安娜。每日我都問她覺得怎麼樣，我感謝她對我四十八年的陪伴。今日什麼都空了。因為她以人民的愛戴與承認為榮，我也以此為樂有四年了。今日這一點火星在我的心裏並不發光了。上帝容我多活幾年，我希望這點火星不是永遠地熄滅了……我的妹妹，請你不要怪我發牢騷，要發也不能發多久了。”
他一個人寂寞獨坐的時候，他的思想回到了少年時代。他忽然說一件從未告訴過任何人的事情。“我是六歲時聽說拿破侖死的，是一個給我母親治病的人告訴我們的。他唱一篇意大利詩歌，起頭兩個字是‘eglifu’”！他告訴我們已經忘記過去久遠的事了。有一次這個老頭子提及尼樸甫，他寫信給他的舅爺說道：
“奧斯卡，我們兩個人都老成這樣，沒多少日子了，我們難道在未死之前不能再深談一次嗎？我們還是在六十六或六十七年前在學校裏第一次從一個瓶口同吃啤酒的。是在靠近上三班的台階上吃的……我們不如同吃最後一次酒，不然就來不及了……在我來……之前想聽一次你的聲音。當你離開柏林的時候，你總得上火車的；既是這樣，你為什麼不上斯德丁火車，而上漢堡火車呢？”他一輩子都未曾理會過這個朋友，因為一個人覺得孤寂，就想起他了；現在他的夫人死了，他的兩個兒子離他很遠，他要聽聽朋友的聲音。他同以往一樣，環境都記得很清楚，記得是哪一年，記得很清楚，從前在學校裏什麼地方，同喝啤酒——但是我們覺得他寫信的時候不再微笑了。當他處於這樣難堪的情景中，他的心力會舍他而去嗎？他會忘記帝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