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上文學道路之前,鬧過一些笑話。
我插隊時當過一陣赤腳醫生,曾雄心勃勃地要在醫學事業上搞出些名堂來。不料,我這人粗心大意,斷不了出些小醫療事故。最使我撓頭的是:帳,還要我自個兒管。常常出現這樣的情況——“矯健,把這藥單給我報了!”好,我接過單子,塞在上衣口袋裏。“矯健,合作醫療報不報這個單子?”我又把單子塞進屁股兜兒裏。時間一長,一筆糊塗帳,我再也算不清了。我暗自道,“得,這碗飯吃不長啦!”
總得找點事情幹呀,好在坐在衛生室裏,有的是時間。有一天我偶然摸到一本語文課本,是“文化大革命”前老初二的。我想:學語文吧!其中有一篇課文,是一個老飼養員講述另一個模範青年的故事。課後有一個練習,要求用課文提供的材料,重新組織一篇文章。我很感興趣,便本正經地寫起作文來。這個練習,可長可短,大有回旋餘地。我寫得來勁,越寫越長,甚至超過課文範圍,編了些新故事。寫著寫著,我忽然悟道:創作不也就是這麼回事吧?我為什麼不撇開課文,另寫一篇小說呢?於是我蠢蠢欲動,打算當一個作家了!
說實話,我也猶豫過一下:我實際隻讀了六年書,寫小說,能行嗎?然而我旋即想到:高爾基不是隻讀過兩年書嗎?細算算,我比他還多讀了兩倍的書呢,於是,再沒顧慮了,挽挽襖袖,大幹起來!
我寫了一個短篇,自以為寫小說不難,野心就更大了。為什麼不寫一部長篇呢?成功了厚厚的幾大本,上中下集,多過癮?好唻,我編了一大串故事,寫呀寫呀,白天寫,晚上寫,冬天寫,夏天寫……合作醫療的帳目更一塌糊塗了,赤腳醫生的“烏紗帽”終於讓我寫丟了。
這一年,我寫了四大本,有幾十萬字,題目叫《河畔風雲》。水平如何呢:凡是看過這部“巨著”的人(大多是和我一樣的知識青年)都沒看到底。舉個例子吧,我寫出這樣的句子:“劉誌斌眼睛裏放射出毛澤東思想的光芒……”
真是勇氣可嘉!
我背著稿子土公社去碰碰運氣。我打聽到黨委宣傳委員姓劉,專管遮擋子事情,便直奔他而去。我在公社大院的一個角落裏找到他,他正在納涼。此人極肥壯,坐在個巴掌大的小籠土,巍然如山。我瘦長得如一根竹竿,畢恭畢敬地彎下腰,雙手捧著我的“巨著”遇到他麵前,喃喃地道:“劉常委,這是我寫的長篇小說,請你看……”他並不仰起臉來看我,隻把蒲扇在稿子上一拂,輕震地說:“留著你自己看吧!”我的血一下子衝到臉上,半天想不出再對麵前這座“肉山”說句什麼。
我悻悻地在街上溜達,一腔懷才不遇的憤懣。不知不覺,我來到了公社中學門口,那裏有幾位知己,皆是不知天高地厚的高中生,可以為我打氣。我找到他們,共同口誅劉常委一頓。其中有一個說:“找慕旭老師吧,他能幫助你!”我早聽說過這位慕旭老師,他曾在縣委報道組工作過,在報上發表了不少文章——這在我們那一帶山區,可算“聖人”了!
同學們領我見到慕旭老師邢是夏天的晌午,教師宿會裏悶熱之極。他熱情地接待了我,聽我講了故事梗概,看了幾章文稿,指出我創作上許多不足之處。
我很佩服他,以為有了高師,今後我的創作便會突飛猛進了。傍晚,離開學校時,我那高興勁兒就甭提了。
可惜好景不長,我和慕旭老師相識不久,他就調到棲霞縣去了。從此,我又獨白埋頭寫,寫,寫,那滋味真不好受!幸好當時我手頭有一本短篇小說選,我就反複地讀它,針對自己的弱點,學習它的長處。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肖平的《三月雪力,我把周書記在三月雪下發現娟子媽遺體的場麵全背了下來。多少年後,我考上煙台師專,有幸在肖平老師指導下當了一名真正的大學生——此是後話。
“文化大革命”前,我父親也寫東西。他有一位老朋友,是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的老編輯,名叫薑英。一九七二年,薑叔叔剛從幹校出來,就約我父親寫東西。我父親還沒解放,在崇甲島上喂豬,他說‘“你還是看看我兒子寫的吧!”薑叔叔竟把可怕的《河畔風雲》抱了回去(四大本啊!)認認真真地看起來。幾天後,他來找我,肯定了我的優點,指出了我的缺點,並認為第一章達到了發表水平。
我的小說居然有一章達到發表水平!這對我是一個多麼大的鼓舞啊!那時,我已將《河畔風雲》重寫了五遍,計一百朵萬字,本以為是廢紙一堆,卻忽然有個老編輯肯定其中有一章可以發表!按照我一貫的邏輯:有一章能發表就會有十章發表$有十章發表,為什麼不能有一百章發表呢?——這隻是時間問題。於是,我乘勝連擊,推開《河畔風雲》,開始寫另一部長篇《禾苗青青》。這個作品有十五章,我希望章章能發表——那便有了一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