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得很快一個多月就寫出十六萬字。薑叔叔又來抱走了稿子。這一次，他自己看完後，還交給了編輯室領導。他讓我回山東等著，如果領導認為有基礎，就把我借到上海來改稿子他很溫和，一派長者風度，諄諄告誡我，回到當地要依靠組織，並說過去縣一級有文化館，管業餘創作的，現在這類組織不知被砸爛否？如果還在，隻是換了個名目，那就該主動去找，向他們彙報自己的創作情況。
回到膠東我那小山村裏仿佛忽然落入一眼深井，與文藝界又沒有任何聯係了。我在公社書店裏認識一位美術老師，從他那兒得知縣文化請還是有的，隻是現在改名叫“毛澤東思想展覽館”。此後，我便著力於寫一個短篇小說，希望寫得好一點，當作“秘密聯絡圖”向文化館領導獻禮！
促使我提前動身的原因，是我二嬸要蓋新房子，我幫著推了幾天石頭，累得骨架子快要散了。我斷定台不能堅持到底。留得青山在好把文章寫。我挾著未完成的短篇《墳塋風波》逃之夭夭。當時我也真有股流浪漢精神：跑進飯館，我棟了張靠窗的桌子坐下，把骨頭魚刺抹去，攤開稿紙寫開了小說，一心一意鑽進“墳地”裏去，全不顧滿屋吃客的喧嘩聲。
初進“毛澤東思想展覽館”也是很有意思的。我遇見幾個十分標致的姑娘，便打聽辦公室在哪。姑娘們驚愕地打量著我，上上下下看個沒完，似乎一眼就認出我是個不凡之人！然而當我昂首闊步走向辦公室時，身後傳來姑娘們毫無敬意的笑聲——後來我知道，她們是展覽館的解說員，其中一位告訴我：“當時俺想，這是哪來的人呀？好象剛從煙囪裏爬出來似的
文化館領導開始沒注意我。他們聽我講了情況，把我的《墳塋風波》塞進抽屜裏，鼓勵我說：“好！這麼年輕就創作，很好！不過現在農村正‘抓革命，促生產’，你最好早早回去……怎麼，下午沒車了嗎？那麼，先在招待所住一宿吧！”就這樣，我有幸住進縣委招待所——這可是第一次，我真有些受寵若驚！
現在想想，我得承認我的好運氣。當晚，一位人物出現在我的房間裏，他是縣文化館的創作員，曾在《山東文藝》發過兩篇小說，在縣裏算得上“藝術權威”，很受領導器重。他便是至今在煙台也頗有影響的許善斌同誌。他一本正經地和我談文學，活象一位主考官。他問我是否看過孫犁的小說？喜歡不喜歡俄羅斯文學？法國文學呢？……好家夥，這下子該我來拿手好戲了，別看我推小車當逃兵，論小說，我可是“滿腹經綸”。我一口氣講出一大串作家的名字，列舉出他們的代表作，又評頭品足地議論一番。說到激動處，我荖至棟些警甸名言背上幾段。我們談到晚上十一點，老許站起來握握我的手。說：“好，你可以留下了。”
事後我才知道，老許當天看了我的小說：認為有基礎，建議領導不要輕易打發我走，自己則親臨招待所檢查一下我到底是真貨還是假貨——結果是真貨，我便免得回家“抓革命，試生產”了。
當時我覺得真幸福啊！我住在展覽館東室，自稱“東宮”，儼然當起了作家。文化館領導對我寄托莫大的期望，什麼事都不讓我幹，專門寫小說。我讀了許多書，多驚人的規劃，寫了許多異想天開的小說。從此，我便一帆風順地前進了！前進了！
一九七三年春天，地區文化館在威海舉辦創作學習班，在那裏，我認識了王潤滋、魏邦家、薑利國等同誌，以後，我們一直在一起抓創作，他們象天哥哥一樣幫助我。今天想來，有這樣一批文友兼兄弟，是威海學習班最大的收獲。當然，還有一個重要收獲，我在學習班寫的兩篇短篇小説發表了，一篇叫《小白楊》，另一篇叫《鐵虎》均是寫兒童因打鬼子的。我終於有了處女作。那年，我十九歲。
幫助我成才的人太多了，我無法在一篇短文裏將他們都寫出來。比如，我插隊的崖子公社主任公托老委書記都特別地關懷我。開始是柳書記，當他調離崖子有特地把我介紹給魯書記。魯書記離開崖子公社時，又把培養我教育我的任務安排給宮書記……這些事情，本來就是一篇很感人的小說。
回頭看看我走過的文字之路，就著見了許多許多的人，這些人幫助我，扶持我，使我終於能寫出一點東西來。社會上確實存在一條規律：一個人做出成績，就有十個、一百個，甚至一千個人付出心血，付出勞動。我算什麼？一個頑童！我永遠感激教育我成人的老師！要不，我的笑話還不知鬧到哪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