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瓷器全世界知名，16世紀早期由於宮廷的大力讚助，出現了瓷器藝術的勃發期，這是件我們必須要講述的事情。繪畫藝術的道路也在實踐中不斷拓寬，明代有無數的畫家，據說有名字記載的就有1200多人，其中一些畫家擁有極高的藝術成就。
16世紀末期葡萄牙出現在中國的版圖內，他們定居在澳門，從此澳門的所有權問題就變成了中國和葡萄牙關係中的骨鯁。澳門是一個讓人欣悅的地方，氣候十分宜人，離廣州也不遠，葡萄牙名詩人卡蒙斯卡蒙斯（英語世界稱為Camoens）（1524-1580年），葡萄牙最偉大的詩人。——譯者一段時間還在澳門居住過。離澳門不遠坐落著一座山川島，聖方濟各·沙勿略聖方濟各·沙勿略（St。Francis of Xavier）（1506-1552年），耶穌會創始人之一，首先將天主教傳到馬六甲和日本。天主教會稱之為“曆史上最偉大的傳教士”。——譯者在此逝世。他是近代第一位前往中國的羅馬天主教傳教士，但是他的足跡從來沒有踏上中國大陸。盡管他實際被埋葬在果阿，但當地的地圖還記載著島上“聖穴”的存在。遠到13世紀的時候北京就有位羅馬天主教主教，由此看來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教曆史源遠流長。
公元1583年，利瑪竇——前往中國最負盛名的傳教士，出現在了廣州。1610年，他經過長期不懈的努力，成功地在北京立足，得到了皇帝熱情的支持。1610年，他在北京逝世。他除了改革曆法、教授科學和地理知識，還猛烈地抨擊佛教，同時明智地回避對儒教的批評。他第一個意識到猶太人在中國的存在，1163年猶太人就在中國建立了定居點。從他的著作開始，真正中國文明的概念開始盛行，流傳到西方。波頓羅伯特·波頓（Robert Burton）（1577-1640年），英國學者，著有《憂鬱解剖學》。——譯者在他的《憂鬱解剖學》（1651年）講道：“利瑪竇和耶穌會以及其它人向我們講述中國是個人口眾多的國家，但見不到一個乞丐或者一個遊手好閑的人。它繁榮而昌盛。”
公元1625年有一個重大發現，中國中部出土了一個巨大石碑，銘刻著較長的中文和較短的敘利亞文。銘文的保存狀態良好，證明此碑是公元781年聶斯脫利派傳教士豎立，它對中國基督教的對象和範圍做了總結。這個石碑的真實性多年來一直存在爭議：伏爾泰、勒南歐內斯特·勒南（Ernest Renan）（1823-1892年），法國哲學家和作家。——譯者以及其它聲名較小的學者認為這是一個虔誠的偽作，但現在對此碑的真實性已經確定無疑。此碑的意義重大，最近有把它運到美國的企圖。馬可波羅提及過基督教聶斯脫利派，但在13世紀該派完全消失，在中國文獻上沒有留下任何它曾經繁榮的蹤跡。
明朝最後的皇帝用心良苦，但是依舊屈服於環境的壓力。宦官和高額稅負帶來了曆代屢見不鮮的惡果——叛亂。叛軍的領袖是傑出的指揮官，連續不斷的勝利讓他獲得了皇帝的稱號。首都的一切陷入了混亂，國庫空虛，衛戍部隊人數有限，無法保衛全城，大臣隻是焦急地考慮如何保全自己的財產。公元1644年4月4日，北京陷落。在陷落的前夜，拒絕逃跑的皇帝，殺死了年長的公主，命令皇後自殺，而讓他的三個兒子逃走。黃昏時召集群臣的鈴聲響起，但沒有人趕來。皇帝陛下於是走上了宮廷後苑的煤山，在他皇袍的衣襟上寫下了絕筆辭：“雖朕薄德匪躬，上幹天怒……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麵目見祖宗於地下，自去冠冕，以發覆麵，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引自《明史·本紀第二十四 莊烈帝二》。——譯者他上吊自縊，忠誠的隨從宦官也上吊自縊。他和皇後的遺體被叛亂者恭敬地埋葬。
於是明朝帶著輝煌的過去終結了，但是叛軍的首領也沒有得到天意的垂青。滿族人把他趕出了北京，最終他在遙遠的省份被當地民團殺害。
帝國的新征服者是個少數族群，但同時也有相對快捷和便利的組織優勢。他們的軍隊完成了對中國軍事占領的任務，雖然起初的必要性現在已經消失，但迄今它們仍是統治體製的一部分。韃靼軍隊駐紮在人口的重要據點，由最高級別的軍事長官統領，他們的責任是與民政的最高當局合作，同時還有監視和製衡他們的義務。這些韃靼衛戍部隊至今仍占據著同樣的職務。第一批旗營的後代，除了來自北京的偶爾補充，和中國的當地人口和諧地生活在一起。但除了很少的例外，兩個民族從不通婚。這些旗人，是根據他們所隸屬的軍隊八旗區分，他們的麵相方而且厚，和漢族人更加尖利和狡黠的外貌對比鮮明。他們說著北京的方言，現在是稱為“官話”的官方語言，就像明代的南京話在帝國存在的時候是全國的官方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