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觀點得到廣泛地認可：在近乎於自我毀滅的偏見和可笑的迷信的背後，在這片未知領域，隱匿著一項神秘的實實在在的本事——它超越了西方人的知識範疇，那就是中國文學。漢學家低調地提及各門學科的精妙文字資料，公允的曆史記載和人物傳記同時也在彰顯漢語的精深，他們還小心翼翼地提及這些典籍的數量（有些是非常不可思議的）。有一種現象，即很少有（學漢語的）學生會去讀小說以外的作品，這就使得他們的學習仍然處於黑暗困頓的狀態，狂熱的愛好者樂於認為中國文學這個寶藏還有一大部分尚待挖掘。不過，判斷一本書的價值不需要從頭到尾去讀它，同樣，那些讀小說的學生（他們可以輕鬆閱讀、不需要老師的幫助）也許已經從有限的閱讀中體會到廣博的自然科學和曆史作品的文學價值。它們確實是廣義上的文學作品，我們必須給予公允的評價，但是較之世界上的其它文學，它們早就被拋棄了。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W。漢密爾頓爵士曾經說過：一個人會多少種語言那他就成為多少種人。這句話可以這麼理解：一個會說法語的英國人也就成了法國人，因他能自如掌握法語口語。而我認為在學習外語方麵，以學習文學的方式來開啟探索一片新的思維領地，比在沙龍裏用想象中的完美口音說話更有價值。因此，漢密爾頓爵士所說的對漢語並不適用。中國人認為，他們大量的“經典”足以令其獨霸世界文學之巔，這些典籍已由裏雅各博士翻譯給了英國人，而過去和現在的英國人都是從倫理學作品的角度去考量它們的價值。假如我們能在這些“非典型”中國文學作品中找到足夠多的部分可以構成一套“四書”，那麼我們論斷就更具說服力了。我們有理由去指責某些魯莽的判斷，這些言論是由那些沒有機會去作評斷的人做出來的，並且這種判斷正在加強。人們已經普遍相信中國擁有大量有價值的文學，同時也應該認識到，還有深埋土裏的寶石未被挖掘。是否可以這麼認為，這些寶石的價值還並不為人所知。現在外國人已經比中國知識分子掌握更多的中國文學方麵的知識，說來奇怪，迄今為止這些被譯介的文學作品主要還是局限於戲劇和小說。我認為那些對漢語有需求的人還有一項偉大的義務，那就是翻譯更多的當代作品。從大量的文學作品中，我們就能看到中國的詩人、曆史學家特別是科學家所曾經做過的已經而且現在仍在進行的表述。很多的這些資料我們西方人認為是一派胡言或是幼稚的迷信，但中國人可不這麼認為，他們覺得那是開墾夢幻之地的成果。過去那些中國文化的狂熱分子曾經把它介紹給我們，但現在已經難覓蹤跡了。
我們現在仍然受《字林西報》上的一篇文章的影響，它發表於1874年7月10日，作者寫道：中國“就像是貧瘠的東亞土地上的一片精神綠洲”，它“擁有無與倫比的深厚而古老的文學財富”。他接著說，迄今為止的翻譯“並沒有傳達出中國文學的方向、多樣性、堅實可靠以及語言上美感”。這篇言辭精彩的文章使得門外漢相信這裏所說的兩方麵的矛盾，然而隻要這篇文章的作者本人把自藏的幾本英譯本擺出來，他的說辭就變得缺乏說服力了約翰內斯·馮·甘巴克男爵，1875年7月31日死於上海。不過我們的狂熱分子麵臨更現實的問題：他們說在中國“沒有圖書貿易和出版廣告，沒有誇裏奇圖書編目，也沒有在售舊書或新書的圖書編目”，我認為他們所說並非事實。現在我們桌上擺著的就是一本非常詳實的書目，那上麵的書都是近期在武昌的大書店上架銷售的，還標明了定價。偉亞列力先生在他的《中國文學筆記》中用了整整5頁來羅列古代和當代的30部知名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