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小說中的一些成熟之作，比如像《金瓶梅》、《紅樓夢》和《儒林外史》等，它們的興趣始終在於複雜人性的刻畫上，所以並不著意將人物分成好人或壞人。這一類著眼於刻畫複雜人性的小說，容易博得那些頭腦複雜的讀者的喜愛，卻不易於征服廣大的普通讀者。
但是另一類小說，比如像《三國演義》和《水滸傳》，它們更為關注的卻是人性的“善”、“惡”問題，而不是複雜的人性本身。所以在這類小說中，人物大都被明確地分成“好人”與“壞人”。比起前一類小說來，這一類小說往往更受廣大普通讀者的歡迎，盡管不容易取悅那些頭腦複雜的讀者。
如果擺脫小說具體評價的狹窄眼界，而從人性的角度來觀察這兩種小說的區別，則我們可以發現，這兩種小說分別滿足了人們兩種不同的需要：一種是追求真實的需要，一種是追求價值的需要。前一類小說滿足的主要是前一種需要，後一類小說滿足的主要是後一種需要。在頭腦複雜的讀者身上，前一種需要更為強烈一些（但這決不是說他們沒有後一種需要）；而在廣大的普通讀者身上，後一種需要更為強烈一些（當然也不是說他們沒有前一種需要）。
人們對於生活，不僅想要知道什麼是真實的（科學的興趣主要由此發生），還想要知道什麼是有價值的（宗教的興趣主要由此發生）；對於人性也是如此，不僅想知道人性的真相，也想對人性作出褒貶。上麵所說的兩種小說的區別，大概正是這兩種不同的要求的產物。
像《三國演義》這樣的小說，尊劉抑曹，把劉備寫成好人，把曹操寫成壞人，稍有曆史常識的讀者，都知道這是曆史的歪曲，或至少是藝術的虛構。但盡管這樣，人們卻還是能從這種軒輊中得到很大的滿足，而且得到滿足的還不僅是那些胸無點墨的裏中小兒，還包括那些滿腹經綸的文人學者。這正是因為除了真實以外，人們還有追求價值的需要。正如劉若愚所指出的：“這種對曆史的歪曲在藝術上卻是無可非議的，因為正義力量的代表應當作盡善盡美的人物來看待。如果作者對三個國家的統治者平等看待，那麼他們之間的鬥爭就顯得毫無意義了。” 他的話正指出了追求價值的需要在人們的閱讀活動中的重要意義。
不過相反的傾向也是完全可能成立的。如果小說家們對三個國家的統治者平等看待，那麼他也許可以寫出一部表現曆史的真相的小說。但那將是類似於《金瓶梅》那樣的小說（《金瓶梅》中眾妻妾之間的鬥爭毫無是非可言，但是同樣能夠引起許多讀者的濃厚興趣），滿足的將是人們追求真實的需要，其效果與現在的樣子當然不會完全一樣。
在有些小說家身上，追求真實的需要有時會超過追求價值的需要，於是在寫作的過程中，他們常會不知不覺地違背初衷，本想寫後一類小說，結果卻寫成了前一類小說。比如像《金瓶梅》的作者，從《金瓶梅》開頭的那些話來看，原來也許並非不想把西門慶和潘金蓮寫成完全的惡人，但是寫著寫著，便越來越受他們身上人性的複雜性的吸引，結果寫出的是難以用簡單的善惡標準來衡量的複雜人物。正如托爾斯泰起初想把安娜·卡列尼娜寫成一個道德墮落的女人，但結果寫出的卻是一個令人同情的具有人性的複雜性的女人一樣。
當然，相反的現象也大量存在。有些小說家開始想寫具有人性的複雜性的人物，但由於閱曆、才能與悟性方麵的種種限製，或者由於迎合傳統和讀者的願望過於強烈，結果最終寫出的卻是一些痛快的善惡分明的故事。
但是，即使是人性越來越趨於複雜，追求真實的需要越來越趨於強烈的時候，追求價值的需要也將是永遠存在的。所以對於那些將人物明確分成好人與壞人的小說，對於那些痛快的善惡分明的小說，也就是對於那些體現了人們的價值觀的小說，人們仍然會抱有濃厚的興趣。問題隻在於其故事與人物本身是否能言之有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