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藝術潮流的基本表征，是它受到主流意識形態的決定製約，表現為行政力量和藝術的高度結合，以及它們明確的功利性。很顯然，既然戰爭的勝負取決於農村的支持和農民的參與，那麼，把文藝發展的方向和支點建立在農民的習尚和趣味上，就是非常合理的。此後，從秧耿、剪紙、腰鼓和信天遊的倡導開始，伴隨著政策的製定和推行，以及目標明確的大批判的開展，終於造成了農村文化對於中國這一時期（至少是自40年代至70年代）的全麵滲透和改造。
但中國新文學運動的發端和基礎都是城市。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和多數參加者都是城市知識分子和受到西方現代文明洗禮的留學生，即使其中有人來自農村，卻也是作為城市知識分子加入到這一以城市啟蒙和改造農村的行列中來的。
因而，盡管有解放區文藝運動的巨大成就，盡管出現了以趙樹理為代表的農民文化的經典作家作品，但五四新文學傳統的根底和影響力依然十分強大。在中國文學的發展中，城市和農村文化爭奪主導權和主流地位的潛在矛盾始終存在。這種互補而又抗爭的拉鋸狀態，幾乎貫穿在20世紀文學運動的全部過程之中。
延安時期反對“大、洋、古”以及對以《野百合花》為代表的一批雜文的批判，進城之後對蕭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的批判，隨後在自由詩和“新民歌”問題上的論爭，以及對穆旦、卞之琳乃至對蔡其矯詩風的批判等，都可以找到這種潛沉的兩種文化對抗的跡象，無論是堅持還是有限的反抗，都證實了基於功利原因和農業社會本質的“吞噬”和涵蓋的意圖。
80年代以後情況大變，但這種大變卻意味著一種新的畸斜。現今我們麵對的是另一種主流的淹沒。失去了土地的或學會了變賣土地的農民，他們在金融和商場支持下的文藝中找不到自己。
傳統不會過時
傳統太豐富了，中國的傳統，世界的傳統，古代的傳統，現代的傳統，都是值得我們十分珍惜的遺產。我們無可選擇地置身於傳統之中，衍成智慧和文明的發展。它是源流，是永無阻斷的長流水。傳統之水從曆史流向今日，並經由今日向著明日，向著永遠。這些道理，從抽象的意義上講，一般不會有異議。但在涉及具體的文學史事實的詮釋以及實際的文學價值的判斷時，觀念的差異卻是非常大的。
在我看來，每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有它的恒定性。正是這種恒定性對這一傳統的性質加以規定。但傳統又是變化發展的。每個時代都以自己的創造加人其中，而固有的傳統又會在時空的轉換中產生變動和位移。把傳統視為凝固的和一成不變的，顯然是迂闊之見。許多名為“反傳統”的意圖和行動，其實都是加人、變革傳統的另一種表達。那些激進的反傳統者，他們在如此從事或如此張揚之時，必然都以承認和肯定那個“隱身人”為前提的。他們的激進姿態，正是基於一種被承認的期待和焦慮的外現。
在中國文學新時期的初始，由於長期自我幽閉的閘門的開啟，由於曆史歧誤所產生的糾偏的願望，麵對著紛至遝來的西方思潮，學界再度掀起批判傳統的熱情。但這並不意味著對傳統價值的根本否定。那時批判的鋒芒所指，是文革中對傳統中的消極因素的無節製的張揚。而與此同時，輿論並沒有否定中國優秀的古代文學的傳統特別是五四新文學的傳統對於建設新時期文學的意義。
新時期開始的文學探索，最後導致文學產生了劃時代的重大變化。但在這些變化的間隙裏，我們也發現某些令人不安的跡象。例如，由於審美範疇中“醜”的價值受到開掘，風氣所及，許多抒情文學特別是在詩中，美受到了極大的忽視，在有些場合，美甚至受到冷落。那麼，傳統文藝學中的審美的觀念是否過時了？再如，當今的許多小說不再重視人物形象的塑造，有一些作家寫過許多的作品，但就是沒有一個可以讓人記住的形象。那麼，傳統文藝學中的典型的概念，是否也應該被摒棄？
我們現在的問題是，文藝的創新，是否必定意味著對於舊有的一切的決裂？我們要問，文藝的發展是不是一定呈現為線性的、非此即彼的狀態？在現在，重新提出對於傳統寶庫中的價值的審視，這種“反觀”是否一定隱含著保守力量的反撲？令人感到不安的是，我們當前的前進，是以對於傳統的忽視甚至無視為代價的。
2000年7月17日於北京大學中文係
變革和繼承隨感
各個曆史時期的詩，總會體現出那個時期的特色。這是詩學和詩藝的時代變革所帶來的。沒有變革就沒有詩的進步。詩藝的停滯意味著詩與現世審美的脫節，更意味著詩與它所依存的時代精神的脫節，它可能給詩的發展帶來負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