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漢魏六朝樂府到唐詩，從唐詩到宋詞，從清末的詩歌改良到“五四”的新詩革命，中國詩耿史上有很多由於詩藝的變革促進詩的新生的事例。到了新時期所發生的新詩潮對於文革詩耿的衝激，其基本厲性也是一次時代的大變革而帶來的詩藝的大變革。當然，它所衝激的可能不隻於文革海欹，它也衝激了包括造成文革詩砍後果的那溲長的曆史變異。
但是，所有的變革都不意味著對傳統的簡單的、當然更不會是全麵的否定。事實證明，曆史上的所有的詩歌變革都在傳統中進行，並在這種進行中改變著傳統。變革不自外於傳統，變革本身就是傳統的一環。無數隨著時代而產生的變革就構成了行進的和發展的傳統社會生活中可能會有所謂的“新紀元”，但在文學藝術中從來沒有從零開始的、自天而降的“新紀元”。在這些領域中所發生的一切，都是產生於傳統長河中的一段水流，它從上遊流來，它向下遊流去。有人喜歡談“新紀元”，更喜歡談“斷裂”，這種喜歡卻與事實無關。
文學和詩的曆史不是簡單進化的曆史，不是互相取消和互相替代的曆史。它有淘汰和消亡，但一切有價值的東西都會被傳留下來。有些形式過時了，它消失了或被改變，但作為藝術靈魂的那種生命仍然活著。不然的話，我們就徹淮理解漫長的文學史和濫長的詩耿史的那些炫目的輝煌，鍁艮遠去的時代中的那些不可靴的、也不可企及的高度和魅力。
大約是二十年前吧，我曾寫過一篇短文，把中國詩耿的這種既變革又繼承的總體生存狀態描寫為“詩聯博物館”。所有的詩人都不會是毫不接受前人經驗的“憑空”的創造者，即使他是“天才”。正如我們不曾見過不依存於母體的嬰兒。舉個例子說，例如我們都熟悉的詩人食指，都認為他的創作啟示了“朦朧詩”的一代詩人。但他卻不是“自天而降”。他的寫作顯然地受到了前輩詩人郭小川和賀敬之的彩響。他是傳統的一個鏈環，他連接著過去，他又啟示著未來。
所有的一切都是銜接的，所有的一切看起來又都是“斷裂”的，這就是曆史。
文學的“重大主題”
題材有大小，主題有輕重，這是文學創作的亊實，也是文學批評賴以進行的依據。文學表現世上的千情百態，其間有大事件，也有小人物，有家園的興衰，也有一己的憂樂，駁雜而煩屑，林林總總，構成廣人生的、也是文學的繁麗畫圖。在這裏，原也沒有什麼大小、輕重，乃至高低、貴賤的區分。
事情的變化可能是與進步的文學理念、特別是階級鬥爭觀念的引入有關。表現階級鬥爭是文學的重大主題，在階級鬥爭中處於主導位置的被剝削者，是重大主題中的主要的和正麵的人物。以此邏輯類推，則除此以外的一切，均是非重大的和不重要的。這樣，文學對它所表現的內容、以及由內容概括出來的主題，就有了明確的臧否：表現什麼主題，不僅體現著重點，而且體現著價值。
文革前後掀起軒然大波的反“題材決定論”批判，就是針對那些對文學的“題材決定意義”、從而構成了“重大主題”的特別地位的懷疑和不滿而進行的整肅。它傳達的明確的信息依然是，題材決定意義，重大主題決定重大意義。在這個基礎上整合出來的“重大主題論”，是文學發展的必須。這是對重大主題論的堅定重申：寫什麼題材在文學創作屮是一個不容討論的問題，在文學創作中，寫什麼題材是決定性的，重大主題是文學家進行活動的理所當然的追求並應予以實現的目標。
重大主題是革命文學理念的核心。這個風氣改變了新文學的曆史流向。從二十年代後期開始，直至七十年代後期，重大主題的實踐支配了長達半個世紀的中國文學。言文學創作則必然是表現重大主題，舍此無他。文革是這種文學實踐的極端化。
但文學畢竟是如此生長的。文學世界是由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材料構成的。正因為它容納了大，也容納了小，故構成了一種自然和諧的合理生態。主題的確有大小之分，但卻難以大小論成敗，更不能以大小定髙低。大主題而沒有堅實的根基，其在藝術上則毫無價值可言。文學表現的內容若斷然排斥了除了“大主題”之外的一切，舉目所見盡是所謂的“重大”，那可能是一場災難。
從這個意義上宥，人們鄙夷並擯棄大而無當的重大主題的倡導是合理的。但反過來說，重大主題不時興了，來個非重大主題、甚至是“小主題”的一統天下，卻也並非文學的幸運。不難設想，若我們的文學失去了對於厚重的、深刻的關懷，隻剩下“小女人”、小擺設、小圈子，那也是非常可怕的情景。而當前，最堪憂慮、的正是後者一明確地說，我們應當警惕“小”的流行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