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4月22日於北京大學暢春因
底層生活的關懷
“無產者寫作”的命名不妥。從報告人列舉的一些作者來看，大都和傳統意義的“無產者”不沾邊。“無產者”這個指稱，在以往的理論表述中（我指的是在中國被變異的“革命理論”的表述中），它原有的神聖感已被抽空。如今再用，有一種讓人摸不到頭腦甚至還有一種異樣的感覺。，
但我還是讚成報告人所持的立場及其立論的前提。即認為近二十年來我們在對社會曆史的反思中有一種偏離：我們在對文學異化的批判中，把原先革命文學對勞動及勞動者的同情和敬意一這種同情和敬意的核心，表現為文學對生活底層的關懷一一這種可貴的品質在曆史的反思中被輕易地抹掉了。
文學表現的重心開始了新的一輪轉移和顛倒。市場經濟的興起把原先被批判和被否定的人物及其故事推到了前台。這種“新”文學帶來了“新人”的形象，他們是企業家、總經理、銀行家、經紀人、公關小姐，以及為數眾多的白領階層。高級賓館，別墅和名車，釵光鬢影，觥籌交錯，這是這些作品中常見的場麵。把這些人的豪華生活方式加以展現，一方麵當然能夠滿足那些“高貴者”的虛榮心和表現欲，而更主要的方麵則是，它能在更大程度上和更廣的範圍內給那些“卑賤者”以精神上的滿足——他們在現實中未能擁有的、卻在虛幻的世界中實現。
就這樣，獲得了自由的文學輕易地把這種自由轉向了物欲和金錢。文學的表現重心也由過去的底層轉向了高層。燈紅酒綠的都市於是成為了文學家馳騁筆力的主要舞台。受冷落的當然是那些貧窮、偏僻的鄉村，和鄉村裏那些溫飽尚成問題的農民，以及那些失業的城市居民，那些遊走在城鄉結合部的朝不慮夕的人們。這些人曾經是過去文學的寵兒，而現在，卻極少得到文學的關懷。這不能不是當今文學的失重和不應有的傾斜。
我就是在這樣的背錄下認同了報告者的激情和悲憫之心，但我還是不能認同它的陳舊的命名。
2000年3月24日於北京大學暢春園
被擠壓的文學批評
當前的文學批評正在受到來自各個方麵的擠壓。這些擠壓構成了文學批評的生存危機。危機首先來自文學批評對於自身的取消。這種取消是致命的：第一是取消了“文學”，第二是取消了“批評”。批評的文學性正在受到有意或無意的傷害，文學被泛化了，泛化成無邊無際的“文化”或是別的什麼。作品中的文學性被冷淡，一些批評家的眼裏甚至沒有文本，或者即使看到了文本，那也隻是利用它來說自己的話。最終是導致對文學審美性的消解。
更為嚴重的是批評能力的喪失。批評正在被有形無形的手控製著，這些手要批評說什麼，批評就隻能說甚麼。盡管聊可安慰的是，在這裏，“文學”尚是依稀可辨的，但卻失去了自立的品性。它已被各式各樣的交換所變異而表現為依附狀態：或是依附於權力，或是依附於金錢，或是依附於“人情”。總之，總是以獨立性的喪失為代價的一種依附。被擠壓和被依附，使文學批評喪失了它最後的一點嚴肅性。這樣，既無“文學”、又無“批評”的，文學批評，當然是名存實亡了。
但問題的嚴重性遠不止於此，市場對於文學批評的戕害幾乎是致命的。無所不在的商業運作是一張巨大的網，而文學批評幾乎無可逃脫地成為網中的獵物。那些冒名頂替的“文學批評”假貨，正在假借批評的名義，行市場炒作之實。它們苦心孤詣地尋找那些為所注目的對象，進行嘩眾取寵的襲擊。它們隨心所欲地“改寫”文學的曆史，以造成聳人聽聞的效果。有的批評，則是明確無誤的包裝和自我包裝，當然是為了“促銷”。凡此等等，使本來由於各種擠壓而顯得狹小的空間，更顯出一種被強占的情景。
上麵那些對於文學批評狀態的簡單描寫，讓人痛感嚴肅、純正的文學批評在當前的缺失。舉世滔滔，益發感到堅持精神的可貴。因此，特別寄希望於學界中人，以一種反思的精神總結以往的失誤，更以獨立不移的、講求學理的精神進行文學批評的建設。讓人們相信文學是不會死亡的，文學批評也是不會死亡的。
2000年3月30日於北京大學暢春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