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波港揚起關愛風帆
1916年8月21日，孫中山來寧波說：“凡吾國各埠，莫不有甬人事業，即歐洲各國，亦多甬商足跡，其能力與影響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以寧波既有此土地，有此資力，苟能積極經營，奮發自強，寧波不難成為吾國之第二上海。是在諸君之努力耳。”
1984年8月1日，鄧小平說：“寧波的優勢有兩個，一個是寧波港，一個是寧波幫。”“把全世界的寧波幫都動員起來，建設寧波。”
孫中山所指的“諸君者”，當然是指九十多年前的老寧波幫和老寧波人；鄧小平所講的“把全世界的寧波幫都動員起來，建設寧波”，指的也是二十多年前的老寧波幫。顯然，他們都沒有也不可能把今天的“新寧波人”——外省市區來寧波打工的兩三百萬外來務工者包括在內。
因為那時曆史還沒有出現這一幕，沒有發生今天這種情況，沒有這兩三百萬外地來寧波務工的“新寧波人”。
寧波，得益於寧波港和寧波幫，得益於“既有土地、既有資力”、“積極經營，奮發自強”，乘著改革開放的春風，20多年來，民企發展到30多萬家，經濟社會發展一日千裏，這種曆史奇跡的出現已遠遠超出前人的預料。孫中山、鄧小平這兩位站在時代巔峰的曆史偉人所殷切期盼的寧波已經和正在出現。以世界船王包玉剛為代表的寧波幫捐建寧波大學，和不要國家一分錢投資，全靠寧波人的經濟實力和資本運作，把寧波聯結上海、長36公裏、寬6車道、耗資一百幾十億的世界第一跨海大橋的興建為標誌，說明在小平同誌的偉大號召下，全世界的寧波幫己被廣泛動員起來建設寧波，寧波成為孫中山所期望所規劃的“吾國之第二上海”，也是眼能見著手能摸著腳可踩著的事了。
現在的問題是，除了已被廣泛動員起來的500多萬老寧波幫老寧波人外，新近這些年，在寧波這一區域內驟然增加了兩三百萬“新寧波人”——外來務工者，這一由於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加速，而引起的農村勞動力的大量轉移和社會經濟結構的全麵調整來得太突然，似乎一夜之間寧波突然增加了那麼多人，增加了那麼多新的麵孔。今天，“新寧波人”與老寧波人加起來大約800萬人，其人口比例大體是1：2，即兩個老寧波人中就有一個“新寧波人”，而且“新寧波人”幾乎個個都是身強體壯能幹活能辦事能創造財富的年輕人。按照成年人人口來比，可能就不是1比2，而是1：1了。這是寧波新的工人階級主力軍，是一個極為龐大的群體，一個極為巨大的存在，是一個不容忽視不可低估必須依靠必須廣泛動員起來的建設寧波的力量。
外來務工者絕大部分都是農民工。農民工問題是隨著改革開放而出現的一種新的社會現象。一方麵，農民工為城市作出了許多貢獻，城市人的衣食住行，城市的經濟社會發展，越來越離不開他們；另一方麵，他們目前又沒有享受到與貢獻與城市人同等的權利。他們屬於處在下層地位的弱勢群體：沒有城市戶口，他們不能獲得城裏人可以天然獲得的種種待遇，事實上形成對農民工經濟製度上的接納和社會製度上的不接納。他們收入偏低、條件艱苦，幹的多是苦髒累險的工種，而往往在勞動就業、勞動保護、社會保險即養老、工傷、醫療保險、生育保險、子女就學權益等等方麵缺乏保障，經濟社會地位難得到提升，人格也難得到應有的尊重，等等。所以如何根據中央“堅持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的指示精神，把對農民工的關愛提升到戰略的高度，關愛農民工、善待農民工，像動員寧波幫建設寧波一樣，動員他們建設寧波，充分調動他們建設第二故鄉寧波的積極性，就成了寧波市各級政府各個部門的執政者管理者，乃至每一個老寧波人，在新形勢下必須麵對必須回答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