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老者以堅守的儒家信念作利器，頑強地領導著孫氏家族，而且得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影響苦膽灣的山民，引領著人們小小翼翼地躲避著現實的堅冰險地，企圖突破生存的困境，他能找到突破口嗎？他恪守仁義的儒家信條，廣布仁恩，“見冤家說散，見婚姻說合”，扶貧濟困，樂善好施，連一群野蜂也時時享受孫老者的恩施，未曾想最終喪命於野蜂的襲擊下；收留了窮困落魄的海魚兒，待其仁情仁義，未曾想多年後這個長工恩將仇報，殺了自己的兒子；他崇禮尚義，謙和忍讓，然而招來得是老連長的無禮，兵圍苦膽灣，意在十八娃。遭遇到的是自家院子裏被老毛道無禮綁架。根據儒家的思維邏輯，“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而曆史的發展卻事與願違：孫家不幸遭遇了一連串的天災人禍，天災難違，人禍為什麼也難逃避呢？孫老者死了，四個兒子死了三個，留下了四個寡婦三個幼子，幸存的唯一兒子也要上山當土匪了。是天數，擬或是命運？但無法回避的事實是：以孫老者為中心的苦膽灣的文化人（孫老者、孫校長、陳八卦等等）用弘揚和堅守儒家文化來擺脫人的生存困境，而在那個價值顛倒、道德淪落的時代，儒文化顯得是何等的蒼白和無力，他們所信仰和依賴的儒家文化本身陷入了文化的困境之中。這樣看來，人的生存困境似乎永遠無法擺脫，人類前行的曆史中，人不斷的遭遇生存困境，努力頑強地進行突圍。不斷地走出重圍，又不斷地麵臨更大的困境，在這種艱難往複的過程中，人的生命力得到張揚，生存的意義也就得以體現。《山匪》正是通過對人的生存狀態的正視，揭示了人類精神現象的一個重要側麵，從而具有了深刻的內涵。
結語：《山匪》是一個新鮮的、複雜的、充滿矛盾的文本，它屬於那種展現個體生存困境與突圍的作品，它的真正價值，還有待於時間和曆史去挖掘和評判。
注釋：
姚斯.文學史作為學科學的挑戰[M]轉引自《文學研究》1985年第4期
雷達.廢墟上的精魂[J].《文學評論》1993年第6期
周建渝.傳統文學的現代批評[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西部古道上的另類人生——杜光輝及其《西部車幫》
杜光輝，國家一級作家。祖籍河南鞏縣，1954年9月出生於西安北郊。中學畢業後，到解放軍某部汽車團服役。1976年由部隊進入西安鐵路運校學習，畢業後分到安康紫陽縣毛壩關火車站工作。1981年開始業餘文學創作，後調任安康鐵路分局文化創作員。1992年底辭職到海南，2004年被聘任為瓊州學院教授，並擔任當代文學研究所所長。迄今有285萬餘字文學作品在公開報刊上發表，並有200萬的字的社會紀實、經濟理論、時評類文章問世，共計485萬字。有3部小篇小說、1部散文集出版。曾獲得《中篇小說選刊》2000——2001年“優秀中篇小說獎”、“遼寧省期刊優秀作品獎”、“全國鐵路文學獎”等21次文學創作獎；1991年出席全國青年作家會議；10部作品被《新華文摘》、《中篇小說選刊》、《小說月報》、《報告文學選刊》、《新華月報》轉載；15部作品被選編作品集；10多部作品被文學評論者和各類新聞媒體進行過評論，在讀者和文學界有一定影響。
《西部車幫》是杜光輝的代表作品，也是新世紀初中國長篇小說創作的重要成果之一。中國西部，山莽淵深、地形險峻、水急路稀、交通艱難，人流、物流、文化交流極端困難。18世紀初期，西方發達國家的軍艦、商船已經頻繁出現在中國東南沿海時，中國西部的交通仍然是驢幫、馬幫、駝幫、掮幫，河道上還呐喊著纖夫的苦難，載重量最大的膠皮輪子馬車無疑是當時最先進的交通工具。作者的家鄉西安北郊舊社會曾經是趕馬車的苦力們生活的地方，他幼年時聽老人們講過不少這方麵的故事，深深印在他的腦海裏。九十年代初，他產生了以車幫生活為題材創作小說的想法。此後，他的視覺一直聚集在《西部車幫》，用自己的思維和目光，竭盡全力地調動了自己的藝術想象力，想象著中國西部千年古道上的急流、陡壁、冰坎、深淵、大漠、古澤、急彎、大坡、暴雨、狂風、冰雹、冬雪，還有土匪、綁票、貪官、汙吏、凶殺、格鬥、黑店、睹局、窯子、煙館，充滿神奇。一支一百多人組成的車幫，人、畜、狗、車共同挺進在大漠古道、高山大坡之間是何等壯觀，他們經受著塞外烈風、大漠夕陽、古樹孤煙、驟雨狂風、披星戴月、軍匪綁票、窯姐暗算、同行相傾，張揚著西部漢子的人性魅力。通過對這支馬車幫近百年的興衰曆史的思考，他試圖站在一定的曆史高度揭示中國西部農村近百年變革的社會內蘊，以及對更人性、更公道、更文明的農村社會的追求。隨後，在他的“海角天涯”之上，用了斷續十餘年的光陰，苦心培育了一株名為《西部車幫》的文學之樹，“以粗獷的筆法”，為我們“描繪了一幕幕古官道上的江湖傳奇”，向身處風雨飄搖的21世紀的現代人，“講述了一部西北騷土上的人生演義”。杜光輝在調動著一個小說家具備的“十八般武藝”的同時，用跌宕的人物命運，環環把叩的故事情節，鮮活的西部方言俚語，高亢激昂的悠遠秦腔，在繪聲繪色地經營著他“一部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首要的是要寫得精彩的行文策略。當代寫作越來越成為一種謀生的工具，而他始終認為，文學作為社會良心的一種載體，承擔著書寫社會良心的責任，體現曆史自覺的精神力量這個主旨不能改變，這是每一位從事文學創作的人不可推卸的責任”。杜光輝在對他“試圖”和“主旨”的強調中，也在向他的讀者傳遞出另一種消息：小說不僅要有“精彩”之表，也需要有“載道”之裏，一部“表裏”合諧、內外統一的作品，才能“經受當代讀者的評說”，才能“經受時間的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