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歌可泣的抗戰英烈——徐劍銘等的《立馬中條》
徐劍銘：1944年10月生，祖籍江蘇豐縣，6歲移居陝西，陝西省作家協會理事，西安晚報主任記者。從文40餘載，有1000多萬字作品問世。結集出版有《徐劍銘報告文學集》等多部。
郭義民：1942年7月生，西安灞橋人，陝西省作家協會會員，從文40餘載，有百萬字作品散見於全國報刊，結集出版散文集《茫茫世，茫茫人》。
張君祥：1936年5月生，西安灞橋區人，從文40餘載，涉獵廣泛，有雜家之稱。自1986年起，開始搜集中條山抗戰資料，為本書撰寫做了大量紮實的準備工作。
本書以嶄新的視角對以國民黨十七路軍（第四集團軍）為代表的陝西軍民的抗戰情況第一次作了全景式的展示。真實、生動地再現了那場波瀾壯闊的全民抗戰畫卷。作者優美的文筆和帶有濃鬱地方特色的創作風格，更使本書別具一番情趣。由於作者查閱了大量的文獻資料，當事人的回憶錄，並到中條山等地實地采訪，運用了大量的口述史料，所用資料基本翔實可靠，對當事人命運的回放，對戰爭幸存者戰後生活的追蹤，更使全書充滿了史詩般的悲壯。
這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大書。
這是一部張揚民族魂的大書。
這是一部難寫的大書。
要全麵了解這部書的價值，必須重溫並記住作家《引言》中的一段話：“記實文學寫作是戴著鐐銬跳舞：鐐銬是曆史的真實，舞是藝術的真實。作為一部作品，我們當然希望舞能跳得好看一些，但我們卻不敢卸下鐐銬，跳成瘋狂的迪斯科；戲說之法雖妙，我等實不敢仿效，因為，八荒之上，蒼天有眼；九泉之下，先烈有知。”
“鐐銬”對於作家，是限製，也是魅力。限製，就約束作家不能信馬由韁，展開虛構的翅膀，漫天飛舞。一切技巧，皆須建築在忠於曆史真實的基礎上；魅力，限製考驗著作家的寫作態度，寫作能力。我本人就讀過，寫過許多記實作品，好的不多。難處就在於現實的真實，限製了筆墨的揮灑。考驗作品和作家的，就是細節的設置。
文學藝術反映現實生活，靠的是形象。作為藝術形象，以內容論，它必須具有真實性、典型性、傾向性、感染性；以形式論，它必須具有個別性、具體性、生動性、豐富性、完整性。所有這些內容和形式的條件，必須依靠情節和細節完成。情節是藝術作品的骨骼，細節是藝術作品的血肉。當然，細節也是情節的血肉。沒有閃光的、鮮活的、富有個性的、內涵豐富的細節，情節就是一具沒有生命力的骨骼。時下流行於期刊傳媒的記實作品，絕大多數失敗在細節的缺失上。《立馬中條》的成功之處，也正在於此。這也是《立馬中條》能夠產生激揚效應，產生震撼人心力量的關鍵所在。根據自己幾十年的文學創作經驗，許多時候，在寫實作品中，在沒有現實提供閃光的細節時，唯一的辦法，就是大發議論。讓議論裝飾文采，明眼人一看便是嚴重貧血的東西。《立馬中條》血肉豐滿，真如一個關中大漢，頂天立地，立馬中條。
《立馬中條》的細節，為情節提供了更高的審美空間。
《立馬中條》是一部戰爭作品。在日寇長驅直入，勢如破竹，國難當頭，民族存亡時刻，陝軍三萬健兒，東渡黃河，立馬中條，與日寇浴血奮戰三年，拒敵於黃河以北，保衛了三秦大地，保衛了大西北。三萬陝軍將士，血染黃河，可歌可泣。這樣一場敵強我弱的戰爭，殘酷是必然的。但是作家在情節的流動中，處處躍動著一種或慘烈，或昂揚，或低回，或柔美，或幽雅的濃烈詩情。這些詩情，充分地表現在細節的設置上。這就造成了情節張弛有度，跌宕有致的審美效應。趙壽山38軍98團二營營長範文英，從正麵殺入戰壕，奪過敵人步槍，投入白刃肉搏，最後一聲大吼：“小鬼子，爺爺來了！”一個人連挑十幾個鬼子，直到身前身後被敵人連剌數刀，倒下時手中緊攥的刺刀上，仍挑著一個敵人屍體。此時，作家寫道：“在他倒下的地方，開著一叢叢淡藍色的野花，他的鮮血灑在了蓬蓬勃勃的山花上。那花叫勿忘我。”這細節當然是作家的藝術渲染。但這種渲染，勝過任何空洞的議論，是山崩地裂中的一聲鳥鳴。目睹慘烈之後，留下的餘音繞梁的回味。大戰在即，小戰士未婚妻追到戰場。教導團團長李振西，團副魏鴻紀為戰士主持了婚禮。並且，臨時充當了小戰士的高堂。一陣喜慶的歡笑之後，緊接著便是一場惡戰，魏鴻紀團副壯烈犧牲。小戰士的婚事，為情節提供了欲揚先抑的藝術效果。像這樣欲揚先抑的細節設置，充滿了《立馬中條》：孫蔚如將軍辭母，回西安三日與各界的相見，走馬中條山腹地的清風明月，鳥啼山幽……舉不勝舉。這使得《立馬中條》像一首樂曲，高昂處山呼海嘯，低回處鳥啼花笑，一種審美愉悅，浩浩蕩蕩，撲麵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