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秉筆直書，向我們鮮活展示了60多年前的崢嶸歲月，那個我們不應當忘記但卻早已如煙的曆史：在孫蔚如將軍的帶領下，三萬三秦赤子禦敵於陝西省外整三年，用二萬多青春與熱血鑄就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民族抗日史。這個英雄群體中的共產黨員，曆史已經為他們樹碑立傳。令我感慨萬千的是那些放下钁頭、扛起槍頭的農家子弟以及支持他們舍生忘死的親屬，他們早已被歲月塵封，不為我們所知。他們談不上有什麼知識，大字識不了幾個，沒有豪言壯語，也從來沒有想到光宗耀祖，青史留名。“精球打炕麵，死了球朝天”，他們隻知道要殺日本鬼子，保父老平安。三萬人的雜牌部隊，抵禦數倍於我的日本精銳之師，上至將軍，下至小兵，心中都明白等待他們的結局是什麼，然而他們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東原壯歌，血祭黃河，巾幗風骨。徐劍銘等作者用他們手中的筆，不疾不徐地為我們展示了陝西漢子的熱血豪情。捧讀《立馬中條》，心緒緊隨行文跌宕，感慨與憤懣相生，敬佩與扼腕相伴，我們分明看到了三萬血肉之軀為後人樹起的一座聳天豐碑！《立馬中條》也是一本發人深醒的準史書。讀罷此書，掩卷長思，我為自己的無知而羞愧——往事為何如煙而逝？我們為什麼對如此重要的曆史長時間失去了記憶，是什麼造成了集體失憶？李大釗先生說：“曆史不是隻記過去事實的記錄，亦不是隻記過去的政治事實的記錄。曆史是過去、現在、未來的整個的全人類生活。那些隻記過去事實的記錄，必欲稱之為曆史，隻能稱為記述的曆史，決不是那生活的曆史。”大釗先生的意思是，曆史本身既指已有的事實，又指我們對這種事實的記錄。事實有“實在的事實”和“曆史的事實”之分，前者是所謂“客觀事實”，後者是經過史學家記錄和人群所記憶的事實。史家記錄曆史時往往摻雜自己的主觀意圖，有些要濃墨重筆，有些則一筆帶過或者隻字不提，有的甚至歪曲。因此，二十五史從《晉書》以後都成了官方活動。史書的價值取向會影響讀者，由於歲月侵蝕，史書所載的曆史就成為一個群體所記憶的曆史，這個群體似乎認為自己了解的是客觀的事實，其實隻是自己根據史書回憶的事實而已。由此看來，《立馬中條》所載的史實之所以不為人知，道理顯而易見：孫蔚如的部隊是國民黨的雜牌部隊，國民黨政權因為其非正統而不屑言之，共產黨政權又因為其屬於國民黨正麵戰場而不願言之。民族健忘症的發作症結在於這一曆史的尷尬地位。其實，更尷尬的描述在該書《百年沉浮》這一章。該章使我們窺到了抗日英雄的悲劇性結局，許多人有功無賞，反倒背上不白之冤，現在仍舊過著非常貧困的日子。如果沒有這一章，《立馬中條》的思想啟迪意義肯定會遜色不少。作者告訴我們，曆史健忘症在目前不但依然發生著，而且愈演愈烈。這就像在高杆上挑著一個千瘡百孔的內褲，令所謂“正人君子”們汗顏，也讓所有有良知的世人揪心。當我讀到中條山戰士自立的後死碑，讀到西安蓮湖公園紀念碑的被拆除等章節時，一股辛酸苦澀湧上心頭，五味雜陳，良久不能自已。當我們忘記前人，我們必定要被後人所遺忘，當我們不能善待為民族做出貢獻的仁人誌士，我們必定要被後人所拋棄，而且下場更可悲。曆史應該受到尊重，英雄應該受到厚待。原因很簡單，我們正在享受著他們用生命鍛造的成果，我們不能數典忘祖，因為我們也在續寫著曆史。《立馬中條》給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反思的契機：即當我們喟歎滴水之恩湧泉相報的民族美德不在的時候，當我們感懷人心不古的時候，那些對社會對國家做出貢獻的人，姑且談不上青史留名，就在其肉體尚未消失之前，就已經被後人有意無意的忘卻了。不管人們願不願意承認，社會仍在上演著活報劇，高尚者困窘，奉獻者傷心，自私者安逸，奸猾者實惠。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人人都去追求眼前的、現實的、功利的東西，除了自己什麼都不信任，於是才有了眾口常道的社會“信仰危機”。此說並非危言聳聽。建國以來，我們在對待為國家做出貢獻的個體上，一直在這樣一個怪圈中旋轉。五六十年代中，最有能力的幹部被派往工廠，最聽黨召喚的青年到邊疆拓荒，最吃苦耐勞的先進分子拋家棄子一心為工作，他們為了事業、理想舍棄了人生應該享有的生活，然而到了年老幹不動的時候，許多人卻要自己品嚐誠篤執著帶來的苦果，甚至累及到親屬後代。英雄流血又流淚，獻了自身獻兒孫，這句俗語鮮明的道出了英雄群體的苦澀與無奈。往事怎能如煙？往事難以如煙！挖掘沉史固然需要崇拜和毅力，但記錄整理這段往事更需良知和勇氣。感謝徐劍銘等三位陝籍作家，他們十年耕耘，使我們在享受現實生活美好的同時，能感懷到60多年前的如荼歲月，得以咀嚼曆史帶給我們的甘甜和苦澀，思考與期待。
第18章（1 /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