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風雲中的命運傳奇——楊岩及其《西府遊擊隊》
《西府遊擊隊》雖然是一個業餘作者的新作，但卻能讓讀者一口氣讀下來，讓我們手不釋卷，這本身就說明作品的成功，說明作品有相當的欣賞感染力和思考啟動力。
小說開頭就挺不錯，第一是從幾條情節線的網結上開筆，駕輕就熟地引出全書幾乎所有的主要人物近二十多個。作為幾條情節線的一個交織點，常雲景和縣城四大紳士在牌桌上的會麵，未來的西府遊擊隊隊長柳漢周在被追擊中誤入孫士鵬院宅，並在未來的西府遊擊隊指導員、大小姐孫桂芳閨房裏躲過災難。這個開頭，不但自然地引出了主要人物，而且暗示了主要人物關係日後的發展，預告了全書主要情節（戰爭與愛情）的大致脈落。看來作者有著較強的結構意識和結構能力。
如果說這還隻是藝術能力的表現，那麼，第二，開始幾章對小城生活風情的描繪和文化氛圍的布設，更露出了作者深一層的追求——力圖跳出對西府遊擊隊建立、成長、壯大的線性展示。哪怕這種展示是曲折驚險、引人入勝的，也容易溢入一般情節性小說的套路。作者追求的是對那個時代更廣闊的展現和更深邃的開掘。不滿足於形象地記錄某地某個重大事件，而是力圖通過遊擊隊的成長，寫出事件發生的時代環境和人物成長的社會土壤，以及其中含蘊的各種曆史契機。作品告訴讀者的，是一段複雜而鮮活的、可供尋味的生活。這就高了一籌。
再往下讀，一些人物開始凸現出來。全書的人物中當然也有平麵的，也有似曾相識的，卻有幾個很是豐滿和獨特。其中，比如國民黨縣長袁德興和開明士紳孫士鵬，甚至可以說是文學畫廊中不多見的形象。
縣長袁德興，原來參加過革命，是中共地下黨員，後來叛變成為國民黨走卒。作者沒有簡單地寫這個叛徒，而是將叛變這一行動沉澱為人物一種特定的“心病”，一種畸形的心理陰影。寫他既被共產黨拋棄又不被國民黨信任的尷尬處境，揭示他在這種處境中，既仇視革命、害怕遊擊隊，又挖空心思設計圈套，“創造”政績，收買民心，取寵國民黨上司，以鞏固自己的存在，撫慰叛變對心靈的折磨。他有狡詐陰毒的一麵，又有空虛惶恐的另一麵。他有勵精圖治的想法和能力，這種想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實的，但這種能力由於附著在一個腐爛的政治肌體上，由於附著在一個叛徒心靈上，非但不能挽救那個政權的複滅、挽救自身，反而使這個兩麵人更深地陷入曆史和心靈的夾擊中，最後隻好假遁空門逃之夭夭。小說真實地寫出了一個叛徒、一個偽縣長的心理狀態，能夠剝開叛變這種政治行為外殼，去寫他內心的分裂苦悶。在寫這種內心苦悶時，又絲毫不掩蓋、倒是更深地揭示他的靈魂。現實主義的傾向性和真實性得到了較好的統一。這個形象我們以為對於當代文學畫廊是有意義的。
開明士紳的形象，在當代小說中已經不少了，而孫士鵬卻有自己的獨特性。作品寫了他開明的一麵，如慷慨陳情，執筆告倒上一任縣長；如無可奈何地默認了大女兒營救柳漢周，參加革命的行動。但不象其他小說中常常寫的那樣，這種開明僅僅是一種政治態度，而是開掘出更深的東西——他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自己生意的發展，來幹這些事的。這是他本性的一種反映。孫士鵬行動的背景，是國民黨夕陽西下、即將改朝換代的一個特定時期，是西府國共兩黨勢力交錯的一個特定地域。這樣，孫士鵬客觀上的“延安”便又恰恰是他主觀上投機的表現。從道德評價看，他是自私的，從經濟評價看，又有一定的進步性。這是個在經濟評價和道德評價上矛盾的人物。正是這種矛盾，深刻地反映了國民黨的腐敗性。這種腐敗不隻表現在政治上，更其表現在不能容納起碼的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經濟活動，嚴重地阻礙社會發展上。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看到了西府遊擊隊所代表的那個新社會、新製度的曆史進步性和道德進步性。孫士鵬在身陷囹圄赴死前的心理活動，惟肖惟妙地活畫出人物內心的自私和外觀的浩氣之間的錯位，深刻準確地揭示出這一類人的曆史狀態。和袁德興一樣，作者既寫出了孫士鵬的複雜性，寫出了他所處的那個社會的複雜性，又絲毫沒有模糊階級利益、階級心態在他身上的明晰性。在當代文學的同類人物中，孫士鵬是不可忽視的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