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故地的文化展示和哀歌——王海及其《老墳》
王海的長篇小說《老墳》是一部下了功夫並且寫得很見特色的作品。一個作品，寫出了特色，就有了自己獨立的價值，就肯定會受到讀者的歡迎。《老墳》的成就主要有這樣幾點：一是濃鬱的地域文化情韻；二是曲折回環的敘事結構；三是盛衰榮辱中的人物命運。
先說地域文化情韻。《老墳》的故事，發生在關中腹地的五陵原上。五陵，史書上有不同說法，較為公認的說法是指長陵、安陵、陽陵、平陵、茂陵，均為漢帝的陵寢，依次排列在鹹陽原上，成為這一地區重要的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也可以說是這一地區重要的地域文化標誌。那高高隆起的小山一樣的覆鬥形封土，那封土上榮了又枯，枯了又榮的荒草，以及深埋在這些帝陵中的早已凝固了的曆史，千秋百代以來，總能給過往的文人墨客以無限的遐想與靈感，令他們詠歎，使他們低回。“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即屬此類，還有諸如“遊人五陵去，寶劍值千金。分手脫相贈，平生一片心”，“五陵貴公子，雙雙鳴玉珂”，“五陵佳氣無時無”等等。王海在《老墳》裏所寫的就是生活在帝陵側畔，並且世代守護著這些帝王陵寢的守陵人後裔們的生活。寫他們生存的艱辛和生命的強韌，寫他們心靈深處沉重得化解不開的傳統積澱和文化情結，還有龍娃家族內部的愛恨情仇，死死生生。然而作者所取的角度卻是文化的。他淡化以至略去了相關的政治曆史背景，隻在個別地方稍有關涉，也是一筆帶過。這樣就可以騰出手來，展開民風民情、習俗節慶、人性人心的描寫，特別是對人們的生活方式，包括思維方式，行為方式，語言方式的描寫。這些方麵都無不帶有濃鬱的地域文化氣韻。比如，寫久旱時的祈雨，寫未雨綢繆的築堤，寫暴雨突至時的防洪，寫婚喪禮俗等等。那種場麵，那些儀式，隻有三秦故地才會有。
值得一提的是陵爺這個人物。他是龍娃家族一位受尊敬的長者，很像是一位族長，卻厚道、慈善，沒有一般族長的威勢與強權。他調合族人的矛盾，判定糾紛的是非，把族人攏在一起。族中共同的大事，一家一戶的大事，如喪葬嫁娶，生死病死之類，都需要並且可以和他商量。陵爺的這種職司，不是推選，不是上麵的臨時任命，而是世襲。作為藝術形象和活生生的人物性格，陵爺似乎還可以寫得更複雜、更豐富、更立體些，但作為古老文化和這種文化傳統的代表，在《老墳》裏，陵爺其實主要起一種活的符號或人化了的標誌的作用。他的存在，能讓人感到關中地域文化的深固和力量，當然也能讓人感受到古老傳統的僵頑乃至殘酷。
地域文化的外部特征是包括了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的，它們是故事展開和人物活動的物質背景與外部環境。小說中，對於這些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描寫，是營造地域文化氛圍，形成一種特殊情調的重要方麵。就這一點而言，王海是相當自覺的。《老墳》多數篇章的開頭，都有一段頗帶抒情性的景物描寫，但筆墨卻極有節製。這些描寫既烘托出一種與關中風情有關的特殊情調，又因其不枝蔓、不冗長而不存在阻滯故事進展和斷割人物刻畫的毛病。
語言運用，特別是方言的運用，在凸顯關中地域文化特色上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麵。《老墳》對關中方言的運用是很用了苦心的。從現代漢語的地緣劃分看，關中方言屬北方官話區，雖有很強的地方特色，但在其地方言區的人聽來，隔閡遠不像是吳語、閩南語、粵語、客家語等方言那麼大。盡管如此，把關中方言引入文學作品之中，也還要經過仔細的選擇與提煉。在王海之前，柳青、王汶石、陳忠實等作家，在這方麵都做出了堪為表率的實績。《老墳》的方言運用實際上是接續著這些先行者的踵武的。王海的著力點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一是方言語彙的運用；二是方言語氣的強調；三是方言特有的表達方式。這些方麵的成功都大大加強了作品的三秦文化氣韻。
當然，在《老墳》的地域文化的表現中，最重要的還是人物的性格，這一點我們在後麵還要談到。
《老墳》寫的是守陵人後裔龍娃家族的故事。故事發生在這個家族的三戶人家之間：尚運一家，夏仁一家，鬥半一家。三個家庭，形成故事發展的三條主要線索，相互交錯、糾纏，恩恩怨怨，了猶未了，曲折回合調動著讀者的閱讀興趣。這也同時就是設計情節，展開人物死生浮沉命運的主要敘事結構了。三戶人家的矛盾與衝突，其實主要發生在夏文和夏仁兩家之間。兒孫輩從父輩，乃至祖父輩那裏繼承了深埋的仇隙。作者以這深埋的仇隙為支點，推動人物之間多維多向的關係的建立與發展。在作品中，家庭的命運是與人物的命運息息相關的。而對於如夏仁和夏文這樣的家庭頂梁柱來說，實際上家運的興衰不僅與他們的個人命運一體，而有要由他們撐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