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具有嚴密邏輯的結構，無疑是對人性建構運動作了哲學思考的結果。可惜地是，白描在組成這樣上等結構之後，隻是把它平擺在那裏了，正如前所說，《蒼涼青春》的“係統”把握不夠，如果把這五個人物當作人性的五個要素，組成一個“係統”，在這個係統中，這五個要素相互交觸、矛盾、衝突、互補，新與舊交鋒又交合，先與後的相反又相成，騷動不安，進一步再把一切統一在一個活生生的形象身上，不愁不是千古不滅的，如“阿Q”那樣的典型。這毛病不必是“紀實”而生成，怕是作者對有些人物開掘不深的緣故。筆行至李婭這個人物時，明顯有些粗陋。從現在的文字看，完全可以深挖細研，寫成一個具有“係統”特色的個性，而不是什麼二重、三重組合。如果這樣，《蒼涼青春》的厚度、深度便會大大加強。
魯迅的阿Q之所以偉大，便在於它是這樣的形象，完全不同於傳統現實主義所理解的那樣的“典型”，而是特定曆史時代社會心理模態的“係統”模型，特定曆史環境中的人性建構的“係統”圖。
在具體人物的把握上，《蒼涼青春》中的不少人物，如程幼芬、王村鈺、梁海燕，都是不同凡響的。
陝西作家的大多數，對於傳統的東方美學都有緊緊的依戀之情。似乎這種傳統的東方美德總是在人性中忽隱忽現，或是暫被埋沒，終有出世之日。正由於此，陝西作家的作品就不似西方現代派那樣徹底的悲觀主義。在陝西作家的作品中總有某些理想主義的因素存在。在我們讀過的陝西當代作家的作品中，我們以為白描屬於最理智，最易於被人接受的幾個人之一。既不讓人感到觀念陳舊，依附傳統，又不令人感到是一種盲目學習西方的亞悲觀主義。
程幼芬、王村鈺是傳統型的人物，白描對他們的把握，沒有停留在時髦的“文化批判”的水平上，而是著力開掘微妙的存在於這兩個人物身上的東方傳統美德，看這種美德與苦難的命運、邪惡的勢力抗爭的生命活力。恕我們誇張一點說，在當代中國，這實在需要有一點超乎常人的膽識。
當代的許多學者、作家都在致力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文化熱”一時席卷文壇。但是，人們似乎都不約而同地把“傳統”與“封建”等同起來。如果真是那麼簡單，“五四”運動足以將其摧毀。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與地區的封建文化都沒有中國“封建”如此的頑固，原因在於中國從無西方那種典型的封建文化，也沒有一個漫漫長夜的中世紀。中世紀的中國，幾乎是世界最輝煌的文明，中國的“封建”文化與中國原始的“村社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中國封建文化中的“入世”、“樂感”、“親親”及其深邃透辟的東方神秘主義哲學諸多因素，直接萌生於村社的農耕文化之中，極富人情味與人類智慧。準確地說，中國式的封建文化是直接從原始村社文化——人性的溫床上孳生、變異而來，大量的存在著合乎人類惰性的東西。中國傳統文化的優長在於此，其頑固到無法改造的原因也在於此。將中國傳統文化冠以“封建”二字全盤否定，實質是“階級鬥爭”的理論所導致的認識的絕對化，“激進者”們並未逃出極左路線始作俑者的思維模式，這怕也是一種文化悲哀。
白描作為文學家，當然不會去圖解上述這樣的理論分析，他是用自己不被時髦所左右的“心”去感悟這世界、這人生，苦難中的曲折的國人的人性建構運動。通過程幼芬、王村鈺兩個人物的悲慘命運，展示出傳統美德作為一種人格力量的生命力。如果按照一般人所理解的“現代意識”，程幼芬、王村鈺的“堅貞”、“堅韌”及對弱者的強烈同情感，無疑是封建文化對人性的扭曲，他們自己甘作了封建文化的殉葬品。但是，當你讀完《蒼涼青春》，你會毫不懷疑地認識到，正是由於他們支持了這種意識的“非現代化”，抵禦了邪惡與愚昧對其命運的摧殘，對其人格的扭曲。他們貌似封建文化殉葬者的行動，反而有一定的促進意義。衡量傳統美德是否合理，不在觀照美德本身而是要放在特定的環境、特定的人的命運中去考察。隻要這種東西不是維係、鞏固其奴隸地位，滿足自己因為當不了奴隸而引起的心理不平衡，就要承認它在人性中的合理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