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為離奇荒誕的故事發生在作品的中後部分。在社會主義教育時期，這個連溫飽都難以維持的山鄉農村，還要接受、學習龐雜的教育內容，“因為報刊上說，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受苦受難，還要靠中國人民解救；”課堂教育的第一課是“憶苦思甜”；“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尤其是清隊工作進入第二階段，“以階段鬥爭為綱”，抓學習與批判，直到“文革”開始後打倒“三家村”、“四家店”，以及後來的“無限上綱”等一係列令人頭昏目眩的離奇事件。此時已值20世紀60年代後期，按說新中國早已成立，新的體製已經形成，人們為什麼不好好享受和平安寧，而要互相揪鬥呢？王建元後來也被卷入到這個旋渦而險些喪命。是他不懂得那時的政治運作技術，還是不明是非不辨方向？作品用大量篇幅，對此進行了較為鮮細的敘述。實際上王建元在每次政治旋風刮來的時刻，都站得穩，瞅得清真理的方向。他認為這樣不辨是非不明事理不分良莠的批判是千萬不可以的。但正義的天平嚴重傾斜了，最後連自己差點就掉進死亡的陷阱，成了牛鬼蛇神。這是一個萬分離奇與荒誕的時代，經曆過的人都這樣認為。小說接著寫到70年代，敘述農村改革的諸多小事，包括王建元家庭生活條件的極端貧困。人們不僅會問，在新中國已經建立幾十年後，為什麼依然還有如此的貧窮、苦難？那時的各級領導，既沒有高檔茶樓酒店，也沒有秦樓楚館；既沒有“國外幾日遊，休閑度假”，也沒有進口的車輛，高爾夫等。他們在幹什麼？要幹什麼？小說還經常涉及到一個細節，就是每次關鍵時刻領導決策，王建元的頭腦是清楚的，代表著正確的意見；但最後都因為主要領導私心作怪、怕負責任，導致王建元事與願違；而王建元的事與願違必然是絕大部分人的事與願違，例如王建元搞土地承包製。當然這還不包括那些一無所知而不知道是靠什麼屎運氣登上政壇的人，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有意歪曲事實真相。由此我們不難想到中國民營經濟為什麼表麵繁榮而止步不前，為什麼國有企業一損再損，為什麼工人大量下崗，還有至今嚴重發生著的危害人民健康的假冒偽劣商品過度膨脹。這是現實還是荒誕？小說還涉及到安康的“七、三一”特大洪災事件中部分細節，以及我們熟悉的89年春夏之交的震驚世界的中國學潮等等。尤其是作品在快至結尾之處所寫的一個令人深思的荒誕情節。王建元又以一個老師的身份，到曾經工作過十八年的嵐皋縣監考。考場的歪風邪氣，作弊手段的五花八門，令王建元大開眼界。這不禁讓我們思索，我們的文化教育是何等的粗糙，而這種粗糙的結果是國中人口素質的降低，其原因又起自於教育、製度的缺陷。這也不由地讓我們想起《批評家和美國生活》一文中引用的一段話：“教育由於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直接或間接地受到能夠證明為錯誤的政治、感情以及教育的理論支配而受到損害。如果某些人的觀點占上風，我們的智力生活就無法挽救了；除了純粹白癡外，人人都進大學，都主要學習社會學、自然研究、兒童研究、公共事務——我們的社會將僅僅在它的庸俗、無知、粗野上是獨一無二。”我還要加上一句：如果這些人中某些有關係的群體在社會上占上風，（他們因為國情而必然占上風）那我們的社會文明真的沒指望了。
《人生苦旅》作為一部中國當代地域紀實小說，在曆史文獻價值、現實的社會價值和審美價值三個方麵，都有不可否認的意義。在這部作品中，作者通過對西部貧困山區四十年代以後現實生活的真實描寫，把這段社會曆史真實固定下來，為後人提供了認識這一時代的真實文獻。它記錄下來的是原始聲音、原始畫麵，作為社會檔案，這比那些經過某些人為的篡改和裝飾的縣誌、曆史教科書等文字有更豐厚的價值。作為藝術作品，我們更注重它的第三種價值即審美價值。《人生苦旅》作為一個象征符號，其審美價值我認為主要從前文所述的現實與荒誕兩種質素交融與建構出來的聲音。現實在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理解為真實，而真實與荒誕往往在一個符號上又難以驅同，即現實的荒誕和荒誕的現實。作品正是通過這兩種相悖的質素在特殊的話語中真實的融合，從而顯示出巨大的情感震顫，體現出作品特有的審美價值。但我不想認同著作在後記中寫到的：“在瘋狂的政治年代裏，一個抗爭者的聲音是那樣的渺小，微弱……以至於被淹沒而且迫使其忍辱屈從……以壓抑、犧牲、甚至自虐、自戕來適應社會，有些阿Q式的英雄、有些唐吉訶德式的悲劇……”這段話。因為我不認為作品是悲劇，王建元也不是悲劇式人物。這至多是一個不正常時代正常人物的命運遭遇。除非我們承認主人公的時代是由一群患癲癇病的古怪人物帶領著。因為在一個稍有文明程度的社會和一個不粗野領導群體下，作品的一係列事件均不可能發生。那是一個玩笑，一個真實的荒誕情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