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其他一些非專業作家的帶自傳體性質的長篇一樣，《秋雨》的感人之處和文學價值首先在於建立在客觀真實基礎上的社會認識價值。文學作品反映生活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使讀者獲得關於曆史和現實、社會和人生的種種認識。馬克思在《英國資產階級》（《馬恩全集》第10卷第186頁）一文中說過：“現代英國的一批傑出的小說家，他們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寫生動的書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會真理，比一切職業政客、政治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還要多。”傑出的俄國革命民主主義批評家車爾尼雪夫斯基幹脆把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稱為“生活的教科書”。讀者閱讀小說的一個重要目的，是想從中了解、認識自己未曾經曆過的社會生活，並從中獲得有益的啟示和深刻的經驗教訓。在《秋雨》這部近四十萬字的長篇中，作者以自己的真實生活經曆為基礎，生動地表現了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到本世紀初四十多年間（若從插敘的秋雨父親的不幸命運算起，時間跨度更長）中國農村翻雲覆雨的巨大變化：三年大饑荒中我國幾億人民在饑餓、貧病、死亡邊緣的苦苦掙紮，“四清”、“社教”開始後階級鬥爭擴大化的亂批亂鬥，緊跟著就是“文革”這場大災難的十年浩劫，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清左破舊、改革開放帶來的一係列巨大變化……作品把這一幅幅真實的生活圖景展現在了我們麵前。而且，作者不是簡單地照搬、圖解生活，而是更深一層地揭示了造成這一切災難的複雜原因。比如，從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大饑荒，過去總把責任歸於自然災害（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已經成了政府和很多人的一個習慣用語）和蘇聯逼債，而諱言我們政策上的巨大失誤。《秋雨》真實地描寫了1958年前後違反科學、違背經濟規律的“大躍進”、“大煉鋼鐵”、“浮誇風”造成的災難性後果：大批勞力上山砍樹煉鐵，結果煉出一些沒用的黑疙瘩，勞動力被浪費，生態環境被破壞，成熟的莊稼爛在地裏，糧食減產而公購糧照收，到了次年春荒農民能不餓飯？（曆史學家近年根據各種資料分析考證，那三年全國農村因饑餓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口達兩千多萬！而氣象學家將那三年全國的氣候、自然災害與其他年份比較，得出的結論是屬於正常狀態。試想，我們這樣幅員遼闊的國家，在同一時間怎麼可能全國到處都是風調雨順、沒有一點自然災害呢？最近幾年我們國家連遭雪災、洪災、旱災、地震等特大自然災害，但由於國力強盛，黨中央和各級政府措施得力，不是照樣克服了災難，沒有發生一例災後被餓死、凍死等非正常死亡事件嗎？）我們直到今天也不明白，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絕大多數都是農村出身，難道不知道一畝地最多能打多少糧食？為什麼就被報紙上登載的畝產萬斤小麥、二十萬斤紅薯等“高產衛星”衝昏了頭腦，認為共產主義快要實現了，而把敢講真話的彭德懷等人打成所謂“反黨集團”，撤職罷官？《毛主席語錄》中有一段著名的話：“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這是“最講認真”的態度嗎？對四清、文革災難，小說不僅從大的思想路線錯誤方麵對其根源進行了探討，而且從人性惡劣的一麵對很多整人者的目的和被整對象造成的傷害的細部揭示了一旦社會陷入無序的動亂，必然使人性中邪惡的一麵有了表演的舞台這一規律。從而使我們更加認識到今天黨中央一再強調的建立民主、法製下的穩定和諧社會的重要性。
塑造生動感人的藝術形象，是敘事文學的基本任務，也是衡量一部長篇小說成功與否的重要標誌之一。說“文學是人學”，似乎是一句老的掉牙、土的掉渣的話。但這樣樸拙的話卻像餓了要吃、渴了要喝、悃了要睡這些生活真理一樣，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文學（起碼是小說）真理。恩格斯在《致瑪·哈克奈斯》中說過：“據我看來，現實主義的意思是，除細節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中外文學史上享有盛譽的長篇巨著，每一部都為文學畫廊貢獻出了各自不同的成功的藝術形象。在很多情況下，那些鮮明生動，具有高度藝術概括力的典型人物的生命力、知名度甚至遠遠超過作者和作品本身（比如曹操、諸葛亮、孫悟空、豬八戒的知名度肯定遠勝過羅貫中和吳承恩）。因此，把努力塑造堅實豐滿的典型形象，作為長篇小說創作的根本任務與評價其成就的重要標誌，這個觀念我們以為不論文學發展到哪個階段，恐怕都是難以改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