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元敘事”的運用豐富了小說的想象空間，使作者與敘述人合二為一，敘述的發送者與接收者息息相通，從而實現了另一種真實，即情感的真實。如變法中，圍繞廢除奴隸製，衛鞅在渭水平原之上一次刑殺秦國貴族700餘人的行為，一向以“兼愛”、“非攻”為宗旨的墨家出於鏟除暴政目的，派多名劍客誅殺秦孝公和衛鞅。後來，在百裏老子與白雪相助之下，秦孝公和衛鞅雖僥幸脫險，但墨家論壇上墨家與法家的一場論爭交鋒卻是在所難免，一個以“兼愛”為宗旨，“主張行善政者國家興旺，行惡政者國家滅亡”，一個則以嚴刑峻法為鵠的，“利在見效快，弊在速者易苛，易入富國窮民之途”。讀著這些傳奇色彩極強的文字，你不知不覺中便和作者一起走進了浩瀚的先秦文明史，共同領略諸子在治國之策選擇上的多元化與差異性。
其次，“元敘事”運用有利於作者實現“還原”曆史的意圖。既然曆史話語存在虛假的可能性，“元敘事”通過主體的人為“想象”來彌合曆史敘事中的盲點和空白，它提醒我們，曆史不過是訴諸我們感覺和思維之中的“史書”而已，難道我們能否認它們不是由那些史官、文學家們撰寫的嗎？正如作者在《中國文明正源的強勢生存——序長篇曆史小說〈大秦帝國〉》中指出的那樣，“有限史料所顯示的錯訛斷裂且不必論，明清通俗小說《東周列國誌》，《二十四史演義》等通俗史話作品，對秦帝國的描述更是魯莽滅裂，放肆褻瀆，竟然將這段曆史塗抹得猙獰可怖麵目全非”。“元敘事”的適度運用部分實現了小說“顯示事實，讓人們自己做出判斷”的目的。
最後，“元敘事”使孫皓暉獲得了極大的敘述自由。時間上，謀士、客卿的交錯流布使作者能自由穿梭於秦與周邊諸侯國之間，讓諸子百家治國綱要在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施政接力賽中合奏出“強勢生存”精神的厚重。空間上，列強之間此消彼長的實力較量，名士英才的周遊往來，派別體係的你爭我奪，使秦與其它諸侯國共存一個天空之下，任何一國的些許變動都會打破暫時的“虛假”平衡。作為《大秦帝國》的第一部，《黑色裂變》著力表現的正是這種曆時與共時態意義的裂變。秦之變革不僅劃破了六國謀秦的沉沉陰霾，而且也在列強共存的戰國帷幕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曆史小說與一般小說的不同之處，不僅在於它必須尊重曆史真實，以曆史內容為藝術骨架，而且在於它必須處理好感性顯現與理性燭照的關係，將曆史的真實轉化為文學的真實。在《黑色裂變》中，孫皓暉為我們展示了公元前362至342年間，戰國列強悲壯凝重而又急劇變動的社會生活。這一時期可謂是中國曆史和原生文明的一幅氣勢輝煌、情節跌宕、風雲突變、人物崢嶸的絢麗畫卷。這裏有鐵血時代的變革呼喚，有曆史魂魄的千折百回，有重諾輕生壯士的豪氣幹雲，有金戈鐵馬撞擊的鏗鏘回聲……一句話，可長歌當哭，可天馬行空。曆史的空白留給了孫皓暉馳騁文思的廣闊天地，溶入激情，溶入想象，溶入才學，於是2000多年前的山川河流、刀光劍影、英雄豪傑、奸佞小人活脫脫地飛動起來。空氣潮濕，笛聲幽咽，美人衣袂飄飄，衛鞅長身玉立，一將功成萬骨枯。我們一頁頁翻讀小說，漸漸就被這隻充滿曆史感性的神奇之手牽引著走進了時空隧道，不知今夕何夕，不知身處何方——在六國謀秦達成共識的那個黃昏，落葉飄零，秋風肅殺，探馬斥侯飛馳櫟陽報告秦王，內憂外患的國勢讓我們不禁為秦孝公捏一把汗。求賢令即出，衛鞅西入秦國，一番先抑後揚的謁見陳辭不僅迎合了秦孝公急於擺脫頹勢推行“霸道”的期待心理，而且也使我們長長舒了一口氣。緊接著，改革派與保守派矛盾趨於白熱化，幾個回合下來，保守派失勢，新法大行其勢。看到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悅，路不拾遺，山無盜賊，鄉邑大治，民殷國富”的社會現實，秦孝公自然喜上眉梢，我們也頓生傾羨之情。但這種強化的軍事獨裁專製，也為秦孝公“夢斷關河”後，衛鞅橫遭車裂的“萬古國殤”埋下了悲劇種子。小說在帝國興亡的一波三折之外，還深入探析了秦國崛起的文化動因。秦孝公即位之初，中原各國由於深厚文化傳統的影響和競爭的推動，生產力迅速發展，而秦雖然也進入大國行列，但國內依然保持著“父子無別，同室而居”的落後習俗，國勢單薄。不過，由於秦國沒有推行過分封製，沒有像魯國的三桓、晉國的六卿、齊國的田氏那樣不斷造反和凱覦公室權力的大夫，所以政治上沒有多元化傾向，推行法家的“霸道”政治自然就比中原各國容易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