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三十多年的編輯生涯中，審讀過的中長篇小說有近百部，但是讓我拍案稱好、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書稿並不是很多見。鄭征先生曆時七載所創作的長篇小說《東望長安》，正是一部近年來難得一見的、首次描寫中華回族曆史題材的長篇文學作品。當這部四十多萬字的書稿擺放到案頭時，我也曾有過一絲疑慮：民族問題、敏感題材，一位漢族作家，能否準確地加以把握？可是當我讀了一多半，還未及看完全部作品的時候，便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撥通了鄭征先生的電話。作品所訴說的故事深深地打動了我。一百四十多年前的清朝同治年間，陝甘回民為求生存與統治階級進行了十餘年頑強不息的抗爭，他們被殘酷殺戮近百萬人、被趕出家園以至國門時，隻剩下兩千餘人。到今天，成為在中亞地區繁衍派生保持著關隴民風民俗、講清末陝甘方言、大約二十餘萬人的東幹族。百餘年來，他們東望西省，日夜思念著自己的故鄉。流年似水，物是人非，當中亞“陝西村”東千族的兄弟們重返故土，輕撫西安古城牆西大門的時刻，怎能不讓我們與他們相擁而泣、熱淚橫飛？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讓我過目難忘。回族英雄白彥虎堅毅勇敢、睿智多謀；女首領馬玉蓮美麗幹練、善解人意；回族將領麻騰大義凜然、慷慨赴死；朝廷大員左宗棠陰險殘忍又頗具韜略；以及崔偉、禹得彥、赫明堂、多隆阿、劉錦堂等等正反麵人物，均個性鮮明、血肉豐滿。雖然作品中描述的人物眾多、事件龐雜，然而作者令情節層層遞進、張弛疏密得當，著筆點始終緊緊地圍繞著一個偉大民族悲壯的血淚史、圍繞著這個民族頑強不屈的鬥爭精神而展開。在語言表達上，民族化、地方化、口頭化而又不失其曆史底蘊，生動地展現了那個時代的鄉俗民風。作品的立足點把握得清晰、準確，讓人稱道。一百多年前的那場民族浩劫，並不是什麼所謂的“回亂”、“回漢仇殺”，而是統治階級挑動民族矛盾，宣揚實施“秦不留回”的屠殺政策，實質是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的殘酷鎮壓，揭示了清官府、團練對回民殺戮的真相。而作品以大量的篇幅、感人至深的細節描寫了回漢人民之間和諧相處、生死相助的兄弟情誼，深刻表現了中華回族與漢族血緣至親的曆史淵源。作者敢於涉足這一有相當難度的創作題材的勇氣、嚴謹的創作態度、執著的創作精神讓我敬佩。自鄭征先生在二十多年前了解到這段由於種種原因而被塵封的曆史時，他為之震撼，不能釋懷。當他下定決心為回族同胞寫出這段史實之後，便不辭勞苦，走訪了陝、甘、寧、青許多回族自治區、縣、鄉、村，查閱了許多曆史檔案、縣誌和民間聞錄，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素材。在創作過程中，作者對典型人物、重大事件、編年、地名、奏章、聖旨等均按史料實錄，以增強曆史的真實感。他曆時數年艱辛創作完成初稿後，並沒有急於出版，而是廣泛聽取曆史學家、回漢專家學者的意見，又多次深入到西安回坊，深刻理解伊斯蘭文化的真諦，感悟回族兄弟的忠誠、豪爽、剛毅、和睦的性格以及回族風俗、語言習慣，對書稿反反複複加以修改補充。這使我們感到，鄭征先生是一位有著強烈社會責任感的作家。書稿經過最後的修改潤色和認真的校對即將麵世了。我相信，這部在長篇小說創作領域中填補了這一史實空白的文學作品，必然會受到回族同胞的歡迎，也必將引起廣大讀者的閱讀興趣。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東望長安》是一部表現了重大民族題材、飽含著凝重的曆史厚重感、散發著濃鬱的地域特色、具有地道陝西氣派的史詩之作。
因為曆史距離較近，統治者對曆史真相的掩蓋，加之大規模群眾起義中泥沙俱下、良莠不齊的複雜現實，無論在當時和後來很長一段時間，所謂宗教、民族衝突，仍然時有流布。《東望長安》最值得稱道之處，就是作者在近20年的田野考察、民間訪問以及對曆史文獻的研究考證中，對陝西回民起義原因和曲折過程給予形象的揭示與生動的演義，在很大程度上讓人們看到了曆史的真相。
一部寫回民起義的長篇，卻在其開始以五六十頁的篇幅寫漢族豪強梅錦堂的發家史，極狀其勾結地痞流氓、結交官府、建立地方武裝、欺壓漢回良善、獨霸一方的累累罪行，似乎不可思議。但是隨著內容的展開，我們就會發現它在全書結構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對凸現主題的非凡意義。梅錦堂占堡為王，兼並土地，壟斷商貿，為了替子報仇，竟然火燒了一個完全無辜的回民村坊。這正是清末社會矛盾、階級矛盾尖銳激烈，漢回百姓生存現狀的縮影。這樣一個劣跡斑斑的漢回百姓的共同敵人，卻被清政府委托的團練大臣擢拔為維持一方治安的團總。果然，陝西回民起義的誘因就是各地團練的胡作非為。渭南團總、流氓刀客馮元佐為霸回紳禹得彥家產、血洗禹家十一坊並下達的“秦不留回”的雞毛帖，正是陝西回民起義的導火索。“團練興起、團勇大小頭目皆是地痞亡命之徒，派捐搶夫，哪敢不從。關中大地，從東府到西府，鬧得人心惶惶，民不聊生”，小說這樣概括當時關中的社會亂相。與此同時，時人記錄陝西“回亂”真相的《秦難見聞錄》也說：“長安之禍，實種胎於此”，“噫，陝西今日之禍，馮、柏、梁、石、梅諸人為之也！上害國家，下禍蒼生……”《秦難見聞錄》作者為“東阿居士”，姓名不詳，隻知其為當時西安巡查局一名職員。以“居士”自稱，可見絕非回人，因此，他的記載當是客觀、可信的。就連鎮壓陝甘回民起義的左宗棠也不得不承認：“逆回之反確因團練、地方欺壓過甚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