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文壇迅速崛起的陝西作家紅柯，以其對新疆大漠的描寫和血性人生的抒寫，為當代文壇吹來了一股剛健奇異的新風。其係列短篇《美麗奴羊》、《紅原》，中篇《古爾騰荒原》、《複活的瑪斯納》，長篇《西去的旗手》為我們刻畫了一幅雄奇的大漠風光，吹響了一曲剛烈的生命之歌。其中，《西去的旗手》是紅柯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據作者自述，本書作於1992年，成書於2001年，前後經曆近十年，可謂精心打造之作。事實上，《西去的旗手》的發表，為紅柯贏得了廣泛的讚譽，標誌著紅柯的小說創作步入了一個新的境界。
“浪漫”或者“浪漫主義”在文學上是一個複雜的概念。在當代中國，“浪漫主義”至少在三種不同的意義上被使用：“其一是指某種創作方法，這是在各種文學理論教科書中都可以看到的，人們通常把‘主觀—客觀’、‘理想—現實’、‘精神—物質’、‘自我—社會’‘抒情—寫實’、‘表現—再現’等二元對立中傾向於前者的創作範式稱為‘浪漫主義’”；“其二指某些具體的藝術表現手法，這是從浪漫主義創作方法中提取出來的，人們通常把濃鬱的抒情、離奇的故事、大膽的誇張、奇特的想象、瑰麗的色彩、詭譎的境界、鋪張的辭藻、隱奧的象征等藝術表現手法稱為‘浪漫主義的’”；“其三是特指歐洲文學（文化）史上的浪漫主義思潮，它是浪漫主義這一術語的真正源頭”[王又平：《新時期文學轉型中的小說創作潮流》，第2頁，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那麼什麼是思潮意義上的浪漫主義呢？西方思想史家馬丁·亨克爾是這樣來描述的：“浪漫派那一代人實在無法忍受不斷加劇的整個世界對神的褻瀆，無法忍受越來越多的機械式的說明，無法忍受生活的詩的喪失……所以我們可以把浪漫主義概括為‘現代性（Modernity）的第一次自我批判’”[轉引自劉小楓：《詩化哲學》，第6頁，濟南：山東文藝出版色1986年。]。在這裏，“整個世界對神的褻瀆”指18-19世紀不斷上升的惡俗的資產階級的功利觀，而“越來越多的機械式說明”則指當時風行一時，事事講究規範的“古典主義”思維模式。勃蘭兌斯在其著名的《十九世紀文學主流》裏描述了法國浪漫主義者對資產階級功利觀和中庸規範的“古典主義”的厭惡：
當代生活的萬事萬物，在他們看來仿佛都是缺乏詩意的，功利主義的，毫無才華的，灰溜溜的；他們渴望表示輕蔑這樣的時代，表示對天才的讚美，表示對庸俗市儈精神的仇恨。而現在，自從中產階級變成了一個有勢力的階級，這種精神也就變成了一股勢力。（勃蘭兌斯：《十九世紀文學主流·法國的浪漫派》，第9頁，北京：人民人學出版色1997年。]
那麼，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者在文學上是通過什麼來反抗資產階級的功利觀和“古典主義”的教條的呢？英國學者利裏安·弗斯特在《浪漫主義》一書中指出了兩種方式。其一是恣意抒發感情的“感傷情調”：“感情的洋溢、昏暗神秘的背景、鋪陳的辭藻、猶憂鬱的氣質，所有這些明顯開了浪漫主義創作的先河”；其二是“回歸自然”：“浪漫主義不僅從內在的情感領域，而且也從外部世界去尋找自然和自發的東西。因此，他們對那些與城市的人為狀態尤其是與宮廷生活相對立的領域，即大自然和簡樸的原始社會，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利裏安·弗斯特：《浪漫主義》，第40—41頁，北京：昆侖出版社1989年。]
根據後一種理解，《西去的旗手》顯然是一種思潮意義上的浪漫小說。在《西去的旗手·自序》中，紅柯說：“不管新疆這個名稱的原初意義是什麼，對我而言，新疆就是生命的彼岸世界，就是新大陸，代表著一種極其人性化的詩意的生活方式……內地的成人世界差不多…是個動物的世界。（紅柯：《西去的旗手·自序》，第4頁，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新疆“詩意的生活方式”與內地成人“動物的世界”的對照，形象地反應出《西去的旗手》創作的一大意圖：以邊遠新疆的詩意來批判內地成人世界人性的狡詐。這與西方浪漫主義小說“回歸自然”的主題一脈相承。事實上，《西去的旗手》正是通過對西域生命意識的描繪來批判內地生活哲學的狡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