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寫異域強悍的生命意識，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顯然並非紅柯的首創。早在沈從文的小說中就描述過這種生命意識。然而沈從文的小說往往隻在同一部作品中展示一種生命意識，《西去的旗手》卻除了展示西域生命意識的強悍外，還在小說中直接引入一種對立的生命意識作為參照。在一次訪談中，紅柯曾經說他寫《西去的旗手》有兩個用意：一是寫“西北地區很血性的東西”，二是“痛恨陰謀詭計，即封建傳統文化中的‘權術’、‘陰著’，是這部書的最隱秘的主題”（李建彪：《絕域產生大美—訪著名作家紅柯》，《回族文學》2006年第3期，第72頁。]。因此，在刻畫一個重視生命榮譽的馬仲英的同時，小說又塑造了另一個典型：權謀的代表盛世才。在年輕的時候，盛世才也是個英雄，然而在長期的政治鬥爭中，盛世才逐漸蛻變成為一個善耍權謀，能屈能伸的政客。為了鞏固自己在新疆的地位，他用滴水不漏的權謀和冷酷的清洗一次又一次的出賣自己忠誠的下屬和親人，從而墮落成一個徹徹底底的小人。為了自己的地位，他甚至把自己的四弟和弟媳殘酷的殺害，又把自己最疼愛的妹妹的夫婿毫不留情地清除。最終，荒淫無恥的生活和眾叛親離的境地，讓他的精神也逐漸萎縮。到後來，盛世才竟然能忍受自己的老婆紅杏出牆，並無恥地向蔣介石推薦他的經驗。一個曾經在戰場上呼風喚雨的英雄就這樣在殘酷的政治搏殺中逐漸失去了他應有的血性和對生命榮譽捍衛的氣魄。如果說馬仲英是一個永遠以一種不妥協的精神捍衛自己生命榮譽的英雄，那麼盛世才則是一個逐漸被地位、金錢腐蝕的小人。如果比較一下現實，馬仲英的生命意識是西域的一種典型姿態，而盛世才的則是內地人的生活哲學。小說正是通過對這兩種生命意識的敘述，來高揚西域生命意識的強悍，而反襯內地生命意識的萎縮。
從生命意識的角度解讀《西去的旗手》，是一種關於人性的解讀模式。從這種解讀模式入手，人們往往能看到它與沈從文小說的聯係：
返歸自然成為小說的主題總是營造著浪漫主義的溫柔之鄉：田園牧歌式的自然風光，率性淳厚的遺俗民風，重義輕利的人倫美德，這些與其說是現代人對原始人性本真的崇尚和留戀，不如說是對工業文明衝擊傳統人倫的不滿和逃避。無論是現代湘西邊城風情的禮讚者沈從文，還是當代商州曆史遺韻的鼓吹者賈平凹，都是有意或無意地沿著這一軌跡走下去的。（張興龍：《返歸自然與終極境域的開啟—兼談紅柯小說》，《藝術廣角》2004年第2期，第14頁，）
然而，如果仔細辨別的話，紅柯的小說與沈從文的小說還是具有明顯的區別。在《邊城》自序中，沈從文闡述他寫作的目的時，一再重申，自己的小說是要在湘西這塊土地上造一座“希臘小廟”，而小廟中供奉的是“人性”。換句話說，沈從文用小說塑造他的湘西世界，其視角是“人性”。紅柯顯然並不完全如此。在談到他自己的小說時，紅柯更多的時候談的是文化。在描述《西去的旗手》的創作動機時，紅柯不止一次地說過這樣的話“我當時想寫西北地區很血性的東西。明清以後，西北人向往漢唐雄風，而回民做得很好。他們人少，但有一種壯烈的東西。我們這個民族近代以來幾乎是退化了。我想把那種血性又恢複起來。（葉開、鍾紅明、紅柯：《西去的旗手·附錄·訪談錄》，第294頁，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又說：“我把宗教研究了下，就想咱漢民族為什麼就沒有這些東西。你到新疆去，很少見到一個流氓。我‘走馬黃河’的時候，一到陝西，小夥子臉上那樣讓人不舒服。而新疆男的望女的眼神非常正常。（葉開、鍾紅明、紅柯：《西去的旗手·附錄·訪談錄》，第300頁，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把兩段話綜合起來，紅柯的潛在意思其實說的是：少數民族的男人看女人很正常，是因為少數民族一直保存著漢唐時候中原文化的血性；相反，由於“我們這個民族近代以來幾乎退化了”，血性被文明、禮教所壓抑，男的看女的反而不正常了。紅柯正是希望通過他的小說來補正中原文化缺失的“血性”。
熟悉中國當代文學的人，從紅柯的上述表述中，顯然能一眼看出紅柯小說與20世紀80年代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尋根小說”千絲萬縷的聯係。80年代的“尋根小說”是在啟蒙思想的影響下，沿著反思“文革”的思路，在“傷痕小說”和“反思小說”後的進一步深化。也就是說，“傷痕小說”和“反思小說”還僅僅是在社會政治製度的層麵反思“文革”，而“尋根小說”則是在文化的層麵反思“文革”：
由於20世紀80年代“新啟蒙”話語的強勢影響，在當時，“尋根文學”也仍然附著啟蒙的話語，將“尋根”視為20世紀80年代啟蒙主義和現代化主題的繼續和深化。由於他們“反傳統”的啟蒙主義思路，所以至少在明確的意識層麵上，所謂的“尋根”，對於傳統文化主要是采取一種批判的眼光和態度，也因此，即使對於文化傳統的肯定、認同和選擇也更多地關注邊緣的、異質的和非規範的文化傳統價值。李杭育說：“我以為我們民族文化之精華，更多地保留在中原規範之外。規範的、傳統的‘根’，大都枯死了。‘五四’以來我們不斷地清楚著這些枯根，決不讓它複活。規範之外的，才是我們需要的‘根’，因為它們分布在廣闊的大地，深植於民間的沃土。”（曠新年：《寫在當代文學邊上》，第62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