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山孤零零的，忍耐著無人理睬的寂寞”。
“瓦藍的天空上，幾塊雲彩象是塗過血後又被一場大雨淋過，紅得沒滋沒味”。
……類似諸多的對環境自然的描寫其暗示的含意遠遠超過了文字的本身。
作家審美意向在展示人物性格上表現得尤為強烈。被迫自殺的春婭姐；被人訛詐了的放羊老根龍；終日囈語的瞎眼老婆，瘋了的會計；癱了的短腿女人；廉價地炫耀自己的胡核桃，純樸善良而精神貧脊的山岩，走上奸商道路的王非；以及為病人驅鬼的眾山民……無一不帶悲劇的色彩。小說中的主人公胡鋒離開家鄉的那一天也都不由“想起了昨夜的鬼影，想起了潘香串的真誠哭泣，想起了瘦鬼的滑稽稱謂和他後來肆虐的叫喊，還想起了他的父親可悲的自豪……春婭的平靜裏包含著荒古蒼茫和蠻野的悲涼啊！”春婭是個具有複雜性格的主人公。他雖然從瞎眼老婆那裏學會了忍耐和負重，他自己的選擇“給了自己一個殘酷的結局”，但我們仍能從多處中看到追求和反抗精神的閃現和跳動，這種人物二重性格的組合，是新舊文化思想的交融所格定的。
這部小說雖然淋漓盡致地展現了各種人物的性格和心態，但除胡鋒、紅玉等極少人物外，其餘人物的自身、命運和歸宿都讓人感到悲哀。這一“少”一“多”，當然是隱喻著傳統文化氛圍的強大。
其次從深層次來分析：一方麵，一個曆史如此悠久的文化傳統麵臨著最艱難的蛻舊變新，另一方麵在變新中已經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衝突；一方麵曆史的必然要求和條件與實現這一曆史要求的條件嚴重脫節，一方麵生活和目標要求以極大的熱情去努力，另一方麵，傳統阻礙和頑強又常使得一些熱情和努力收效甚微或悖離……這就是全書中悲涼美感特征的豐富的社會曆史蘊含。
作者這種獨特的審美方式和審美觀與其所特的文化傳統批判思想絕然分不開。也就是說，因為所具有的文化批判思想，才具有作品的“悲涼”；反過來，“悲涼”也加深了作品的深刻性。
到現在，我們也難準確地判定這部小說所具有的風格，但是卻已經明顯感覺到了現代文學意識和傳統文學意識的交合，從而使這部小說表現出新的特色。也許，這並非作家的初衷和本意，但其本人的生活經曆和其獨特的審美觀念卻導致了如此。
我們有必要先分析一下這部小說的語言係統，因為語言是一部文學作品最有代表性的特定符號。馬克思講過：“語言是思維的直接現實”。這部小說的語言有相當的地方特色。作家對地方口語，甚至俚語的嫻熟運用，不僅層層鋪墊出深厚的地方生活底蘊，而且渲染出民族生活的文化氛圍；對胡家寨自然環境、民風世風等以及群體山民大量生活細節的描寫都帶有了濃鬱的地方特色。但是，如果說這部小說從屬於鄉土文學，那就錯了，因為我們怎麼也無法體會到鄉土文學所具有的寬厚、樸素、通俗的泥土之味。它不同於“荷花澱”文學，也有異於“山藥蛋”派，甚至也沒有我們陝西作家群在農村題材的文學作品中所慣有的見長和穩重。它在采用鄉土語言的同時，貫入了大量的現代語言符號係統文化下的鄉土進行了描繪，從而使語言符號係統出現了不整合。也許這種不整合更能增添山野文化和市井文化的交織和特征。
在表現手法上，作者基本上還是遵循的傳統的現實主義表現手法，但有所變異：其一，在整個故事的展開中，以“呈現”替代了傳統的“敘述”。小說中大量畫麵、景物、場所、對話仿佛是自行浸入我們的視野，“講述”的聲音完全消失了或者是隱化了。大量的“呈現”達到了某種“客觀”真實度，從而避免帶上了“人為的”轉述色彩。即是對人物性格的塑造也不例外。如小說中的胡鋒一進入大學後，好長時間當了一個“啞吧”，別人猜測也罷嘲弄也罷，都不輕易說句話，甚至在課堂中執拗地對老師提問也是用紙條來回答。但當他第一次開口侃侃其談時，所有人都驚異地發現他竟講一口標準的流利的普通話，其二，在故事“呈現”中插入了大量精彩的心理和心態潛流的描寫，或想象，或內心獨白，或夢囈……不受時空限製，自由自在。其三，小說中出現了性心理描寫，並使這些描寫服從於美的規律。另外，象征主義的手法也是可見的，如從頭到尾出現的小花狸，“石鼓山”的遠古傳說，小說結尾留下的“空白”，都具有象征主義的意義，供讀者任意去想象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