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荀子非不知理義為人心之同然也，其言性惡也，曰：「塗之人可以為禹。」「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其可以知之實〔質〕，可以能之具」，「在塗之人」，「其可以為禹明矣。」「使塗之人伏術為學，專心一誌，思慮〔索〕孰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也〔矣〕。」「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可以而不可使也」。「塗之人可以為禹則然，塗之人能為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為禹，無害可以為禹。」此於性善之說不惟不相悖，而且若相發明。終斷之曰：「足可以遍行天下，然而未嚐有能遍行天下者也。」「能不能之與可不可，其不同遠矣。」蓋荀子之見，歸重於學，而不知性之全體。其言出於尊聖人，出於重學崇禮義。首之以《勸學篇》，有曰：「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又曰：「積善成德，神明自得，聖心循焉。」荀子之善言學如是。且所謂通於神明、參於天地者，又知禮義之極致，聖人與天地合其德在是，聖人複起，豈能易其言哉！而於禮義與性，卒視若閡隔不可通。以聖人異於常人，以禮義出於聖人之心，故曰「聖人之所生也」；常人學然後能明禮義，若順其性之自然，則生爭奪。以禮義為製其性，去爭奪者也，因其惡而加矯揉之功，使進於善，故貴禮義。使順其自然而無爭奪，安用禮義為哉？故曰「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又以禮義雖人皆可以知，可以能，聖人雖人之可積而致，然必由於學。弗學而能，乃屬之性；學而後能，弗學雖可以而不能，不得屬之性。此荀子立說之所以異於孟子也。
問：荀子於禮義與性，視若閡隔而不可通，其蔽安在？今何以決彼之非而信孟子之是？
曰：荀子知禮義為聖人之教，而不知禮義亦出於性；知禮義為明於其必然，而不知必然乃自然之極則，適所以完其自然也。就孟子之書觀之，明理義之為性，舉仁義禮智以言性者，以為亦出於性之自然，人皆弗學而能，學以擴而充之耳。荀子之重學也，無於內而取於外；孟子之重學也，有於內而資於外。夫資於飲食，能為身之營血氣者，所資以生者之氣，與其身本受之氣，原於天地，非二也。故所資雖在外，能化為血氣以益其內，未有內無本受之氣，與外相得而徒資焉者也。問學之於德性亦然。有己之德性，而問學以通乎賢聖之德性，是資於賢聖所言德性埤益己之德性也。冶金若水，而不聞以金益水，以水益金，豈可雲己本無善，己無天德，而積善成德，如罍之受水哉！以是斷之，荀子之所謂性，孟子非不謂之性，然而荀子舉其小而遺其大也，孟子明其大而非舍其小也。
問：告子言「生之謂性」，言「性無善無不善」，言「食色性也」，「仁內」「義外」，朱子以為同於釋氏；（朱子雲：「〔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又雲：「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其「杞柳」、「湍水」之喻，又以為同於荀、楊。（朱子於「杞柳」之喻雲：「如荀子性惡之說。」於「湍水」之喻雲：「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然則荀、楊亦與釋氏同歟？
曰：否。荀、楊所謂性者，實古今所同謂之性，人物以氣類區別者也，宋儒稱為「氣質之性」。在孟子時，則公都子引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言不同而所指之性同。荀子見於聖人生而神明者，不可概之人人，其下皆學而後善，順其自然則流於惡，故以惡加之；論似偏，與「有性不善」合，實兼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楊子見於長善則為善人，長惡則為惡人，故曰「人之性也善惡混」，又曰「學則正，否則邪」，與荀子論斷似參差而匪異。韓退之言「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此即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會通為一。朱子雲：「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也。」直會通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解《論語》矣。程子曰：「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此似與「有性善，有性不善」合，而於「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亦未嚐不兼。由是觀之，宋儒稱氣質之性，按之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下及荀、楊論斷，似參差而匪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