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所謂“《漢英詩集》”，實際上就是《潮音》，卷首有銅版一幅，似是六朝石像的攝影，下題“福王少小風流慣，不愛江山愛美人”十四字。《潮音》有湖畔詩社翻印本，上海創造社出版部寄售，此幅卻被刪去了，不知是甚麼緣故。此十四字是清代某君所做的《桃花扇傳奇題詞》，可惜《桃花扇》不在手邊，無從考查其姓名。據我的記憶，上半首也和亭亭所錄的吻合。大概亭亭從《桃花扇》上見過此詩，遂疑《潮音》亦錄全首，又誤“不愛江山”為“不愛英雄”，並誤石像為福王小影了。
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上海創造社出版的《洪水》第三卷第三十一期上，有鬱達夫先生的《雜評曼殊的作品》一文；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北京《語絲》社出版的語絲第一百三十五期上，又有周作人先生的《答芸深先生》一文。前者不滿於曼殊的小說，後者又說曼殊思想的不高明。現在把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無忌給我的信，摘錄一段在下麵，也算是我們對於鬱周兩文的意見吧。原信如下：
鬱周論曼殊文，周文未見，隻由你來信上略窺大意。鬱文亦匆匆未細看，似於曼殊小說不滿，我記得有一處講的，乃原是為胡寄塵所硬改的《斷鴻零雁記》末段。又，曼殊的小說，想把現代小說作法的論理去批評他，自然經不起批評，也好似沙士比的劇本，原不能把三一律的論理相範圍。這種批評一麵不懂得時代的關係，一麵又不知欣賞文字間流露的美麗，隻斤斤於小說的結構。至於把文學視作有關風化的器具，慮講曼殊於青年有壞影響，這種觀念更太幼稚了。周以曼殊思想是舊道德，有產階級，這是一方麵的觀察；殊不知曼殊亦曾做過《女傑郭耳縵》等文，高聲喊革命與無產階級起來。（我舉這個例，不過表明曼殊思想的另一方麵，也很有血氣熱誠，或許可稍慰如芸深君者於萬一；我並不是講，而且完全不讚成，即一種以為有革命色彩的才算是文學，而別的都不應提倡。周信上講得很對，文學並沒有什麼階級可分——文學亦不必偏重那一階級或精神，雖在文學內可照映出作者的時代與階級。）總之，我們以為值得介紹的是曼殊在文學上的工作，不是他的思想；我們不是把曼殊當作先知，當作耶穌、穆罕默德，或甚至孫中山列寧等，而崇拜其思想，提倡其主義，我們是把他當作歌德拜倫等一流人物，享賞他的詩文，闡揚他在文學史上的貢獻。《維特》出版後自殺者紛紛，然而其在文學界地位並不以此降低，更況曼殊的思想亦沒有那樣頹蕩。（我始終主張“文學為文學”的主義，亦所以始終不讚成現今亂嚷的所謂革命文學、血淚文學，甚至於投機文學也。文學一成工具，這還像什麼文學？）至於曼殊作品，大多在大清帝國末年，那時的觀念本不過如是，即其為舊道德，為有產階級思想，亦不能以此抹殺曼殊。我們不以忠君的思想降貶杜甫，我們亦不因醇酒婦人的頹廢趨向而不讀李白的詩——我不知道他們通曉人類學與否，然而他們畢竟是偉大的詩人。曼殊已是過去的人物了，在他詩文中我們找到清末文人最完美的表現。我們研究他，在雜誌上講他，正因為他的作品已不是現代的作品，值得後世為他蓋棺論定。我們決不提倡他當時的思想與詩文，作為新青年的路燈，我們亦不歡喜現在有人還在寫《斷鴻零雁記》，雖則在曼殊當時這是一部偉大的作品，而且它的價值將永久在文學史上提起。倘若抱了杞人之憂，以曼殊思想於現在不合，慮其影響於青年不好，而反對研究其生活及文學，這種見解實在不大而且太不高明了。拜倫為英人所逐，屍歸故國，請葬於Westminster寺院而不準，嗚呼！……
全文一九二七年十月起草
一九二八年二月完成
一九二八年八月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