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我再三說明，我借客打局也想吃點葷菜，他方讚同，叫了一個炒雞塊，一盤糖醃蝦，一碗肉菜。在他以為，為吃酒已經太厚費了！為他年紀大，書店中人連與他年歲相仿的章錫琛都以畫先生稱之（夏讀畫音）。他每天從外麵進來，坐在椅上，十有九回先輕輕歎一口氣。許是上樓梯的級數較多，由於吃累？也許由於他的舒散？總之，幾成定例，別人也不以為怪。然後，他吸半枝低價香煙，才動筆工作。每逢說到時事，說到街市現象，人情鬼蜮，敵人橫暴，他從真切感動中壓不住激越的情緒！因之悲觀的心情與日並深，一切都難引起他的欣感。長期的抑鬱，悲憫，精神上的苦痛，無形中損減了他身體上的健康。
在三十三年冬天，他被敵人的憲兵捕去，拘留近二十天，連章錫琛先生也同作係囚（關於這事我擬另寫一文為記）。他幸能講日語，在被審訊時免去翻譯的隔閡，尚未受過體刑，但隆冬囚室，多人擠處，睡草薦，吃冷米飯，那種異常生活，當時大家都替他發愁，即放出來怕會生一場疾病！然而出獄後在家休養五六天，他便重行到書店工作，卻未因此橫災致生劇病。孰意反在勝利後的半年，他就從此永逝，令人悼歎！
夏先生的體質原很堅實，高個，身體胖，麵膛紫黑，絕無一般文人的蒼白臉色，或清瘦樣子。雖在六十左右，也無佝僂老態，不過呼吸力稍弱，冬日痰吐較多而已。不是虛虧型的老病患者，或以身子稍胖，血壓有關，因而致死？
過六十歲的新“老文人”，在當代的中國並無幾個。除卻十年前已故的魯迅外，據我所知，隻可算夏先生與周啟明。別人的年齡最大也不過五十六七，總比他三位較小。
自聞這位《平屋雜文》的作者溘逝以後，月下燈前我往往記起他的言談，動作，如在目前。除卻多年的友情之外，就前四五年同處孤島；同過大集中營的困苦生活；同住一室商討文字朝夕晤對上說，能無“落月屋梁”之感？死！已過六十歲不算夭折，何況夏先生在這人間世上留下了深沉的足跡，值得後人憶念！所可惜的是，近十年來你沒曾過過稍稍舒適寬懷的日子，而戰後的上海又是那樣的混亂，紛擾，生活依然苦惱，心情上仍易悲觀，這些外因固不能決定他的生存，死亡，然而我可斷定他至死沒曾得到放開眉頭無牽無掛的境界！
這是“老文人”的看不開呢？還是我們的政治，社會，不易讓多感的“老文人”放懷自適，以盡天年？
如果強敵降後，百象煥新，一切都充滿著朝氣，一切都有光明的前途，陰霾淨掃，晴日當空。每個人，每一處，皆富有歌歡愉適的心情與氣象，物產日豐，生活安定，民安政理，全國一致真誠地走上複興大道，果使如此，給予一個精神勞動者，——給予一個曆經苦難的“老文人”的興感，該有多大？如此，“生之歡喜”自易引動，而將沉鬱，失望，悲憫，愁悶的情懷一掃而空，似乎也有卻病銷憂的自然力量。
但，卻好相反！
因為丏尊先生之死，很容易牽想及此。自然，“修短隨化”，“壽命使然”，而精神與物質的兩麵逼緊，能加重身體上的衰弱——尤其是老人——又，誰能否認。
然而夏先生與晉末間的陶靖節，南宋的陸放翁比，他已無可以自傲了！至少則“北定中原”不須“家祭”告知，也曾得在“東方的紐約”親見受降禮成，隻就這點上說，我相信他尚能瞑目！